深秋的寒风扫尽了树上所有的枯叶，第一场大雪便纷纷扬扬地下了下来，部队暂时休整时期，大姨与大姨夫在一间小茅草屋里举行了婚礼，门口还贴了副对联：携手同走革命道并肩共度人生路，横批是白头偕老。大爹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后又回他那个团去了，而且担任了团里的政委。

第二年开春，大姨生下个儿子。当时部队正由甘肃向新疆挺进，所以大姨夫就给孩子起名叫李进疆。  也就在那一年初秋，我父亲在西安参军后，带着我母亲坐着军用大卡车，也行进在前往新疆的路上。那时，我母亲也大腹便便将要临产了。

    西北的大地很辽阔，但有些道路却很狭窄，尤其是桥，有些桥很长，但却只能通过一辆大卡车。有一天傍晚，夕阳正沉重地往群山间降落下去。在母亲怀我五个月时，我父亲从西安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那重病在身的祖父，我祖父欣喜地笑着说，我们姬家有后了，他似乎肯定我母亲会生个男孩似的。第二天我祖父就去世了，他好像一直熬着等待着的就是这个消息。母亲在卡车的颠簸中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大卡车刚驰上一座窄窄长长的小桥，车上身背红十字箱的女卫生员便敲着驾驶室喊：“车快停住!男同志和帮不上手的女同志都下车!”卡车就停在了桥中间。车上只留下女卫生员与一位生过孩子的中年妇女。而那时，大爹正带着…他的团也要过桥，但桥被卡车卡住了，大爹的部队过不去，天色正变得越来越昏暗，大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按在腰间的手枪套上直骂娘，甚至命令卡车立即下桥，但卫生员掀开帆布篷探出脑袋喊，娃娃的头刚生出来；车一动小孩大人都有生命危险，出了事谁负责?而那时父亲同大爹在车下争吵起来，吵到后来两人都不冷静了。大爹骂我父亲是臭知识分子，父亲骂大爹是军阀作风。在一片争吵声中我在那辆大卡车上出生了。卫生员高兴地喊：“生了!是个男孩!”

卡车徐徐地下了桥，大家都松了口气。我大爹朝他的小车走去。但他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了什么，立马转身匆匆走到我父亲跟前充满自信地说：“哎，这位姬同志，我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这孩子是在进军的路上生的，就叫进军吧。姬进军!多好听多响亮的名字，啊?就这么定了!”大爹说完兴冲冲地跳上了他坐的那辆吉普车，父亲看着一溜烟驰远的小车，笑着摇摇头。父亲感到我大爹在粗鲁中却也透出一份率真与可爱。不过大爹没见到我母亲，当时我母亲筋疲力尽地在车上含着泪紧紧地搂着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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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爹是在三年后才见到我母亲的。大爹说，那年有两件事让他感到很惊讶。春节刚过不久，根据上级的安排，部队就要开往戈壁滩去开荒造田。有一天，有一个也叫陈明义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是调来任他们团政治处宣教股副股长的。大爹一问他的情况，同牺牲了的陈明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大爹不知道那个牺牲了的陈明义的出生地，而这个陈明义却恰恰是我大姨柳叶那个镇上的人。大爹心里暗暗叫苦，很可能自己办了件错事。大爹是个不大会掩饰自己感情的人，当时皱着眉头抓着头皮自语着说：“他娘的，这事大概有些麻烦了。”陈明义见我大爹突然冒出这么句话来，倒感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忙惊奇地问：“杨政委，啥事麻烦啦?大爹又想，管球他呢，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到时候再说吧。大爹忙一笑说：“没事，欢迎你来啊，我们团就缺少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干部啊。”

那年三月，我父亲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分到我大爹的团去工作的。当时大爹的团已经开进荒原了。我父亲是骑着马驮着行李来到荒原的。大爹见到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咧着嘴笑着说：“不打不相识啊，欢迎欢迎。”他紧紧地捏着我父亲的手关切地问：“那个在车上生的娃是不是叫进军?”我父亲点了点头说是。大爹满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我父亲的肩头说：“好!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个好同志!”我父亲只好苦笑了一下。

    父亲到荒原后，除了看地形，测量土地，搞条田规划外，还要参加劳动。那时开荒造田，主要是靠人力，犁地也是。后面一个人扶犁，前面两个或三个人肩上背着绳子往前拉。我父亲自告奋勇要扶犁，我大爹和两个战士在前面拉。父亲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哥儿，从小上学读书，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想好好表现自己，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于是父亲一本正经地扶好犁，用力把犁头插进土里，但大爹和前面两个战土用力一拉，犁头就滑了出来，父亲也被绊倒在地上，还被拉出一丈多远。连着数次都是这样，大爹火了，转身把父亲推开说：“起开，绣花枕头一包草!”弄得我父亲一脸的尴尬。父亲只好换到前面去拉犁。大爹把犁头狠狠地往地里一插，喊了声：“开拉!”黑油油的土地就被深插着的犁翻开了。那真是个强体力的活儿，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父亲的肩头被绳子磨得全是血泡。在父亲学着扶犁摔倒的时候，大腿被犁头划开了个大口子，但他不吭不响地忍着。第二天拉犁时，腿一瘸一拐的。大爹问他是咋回事?父亲说：“我正在改造我这绣花枕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