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楷模 深情回忆王震将军

    王震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4月11日)即将到来，在其身边工作长达十多年的秘书撰文，深情回忆了王震将军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生——

    王震(左)与朱德(中)、关向应(右)在一起。

   2008年4月11日，是我敬爱的并在其身边工作十多年的王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对王老的一点“偏见”

    我第一次见王震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社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又被调到王老身边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无疑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常想，在王老生命的天空上，开着比朝霞还要绚丽的晚霞。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边多年工作的“偏见”吧。

    王老的一生波澜壮阔。在王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着千言万语奔涌心头。王老去世后的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王老的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深深知道，这决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

    来到王老身边工作后，在整理文档时，我看到，王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王震同志夫人——作者注)阅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驻地管理员——作者注)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老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就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在一张白纸上，恭恭正正写下了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得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之结论。

    跟随王老10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记亲耳倾听过的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诫，王老无疑是我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从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

    先说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甚至一只脚上穿着皮鞋，一只脚上穿着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衣，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来用于军垦生产。五十年代，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王季青说：“给他添件衣服难着呢！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后来，没有换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儿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的旧一点，不让他察觉，换着穿。王老穿得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王老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再说食。五十年代时，王老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六十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改成三菜一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给王老当了几十年管理员的栗勇师傅开始没有认真执行。王老爱吃米，60年代时粮店供应的米少，栗勇便从机关食堂“调剂”点米，王老发觉后，很认真地批评了这件事。伙食费超了，王老也批评。此后，栗勇执行指示，说一不二，包括经常热剩饭。

    王老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1971年10月间，王老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饭店，他说不浪那个费，就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八十年代后，兴起了罐装饮料。一见上这种饮料，王老便给算账：“一罐两块多钱，里边的饮料不值一块钱，光包装就一块多，浪费太大。陈云同志说，可口不可乐。以后饭桌上、房间里不能上这种饮料。”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广东珠海说：“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

    再说住。五十年代初，王老从新疆调北京工作，住什刹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号。同住的还有张爱萍、甘泗淇、朱早观等几家。王老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老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老答应搬到成方街5号，但交待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没有装修过。王老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老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老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1971年，全家从江西回来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9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14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老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老又给分配住房：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老睡。王老说：“小孩子火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

    王老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说，王老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老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添的负担已经够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