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于1949年2月由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改编,其前身为著名的359旅。该军首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的王震,人称“胡子将军”。
1908年,王震生于浏阳河畔一个普通的佃农家。由于家境贫寒,王震在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
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年9月12日,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正式转为正规红军,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王震向毛泽东介绍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能镇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在长期的征战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抗战爆发后,王震与359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震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王震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4次远征所创下的奇迹更是威震四方……
西征
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红6军团也撤离了其防守的赣西南的松山和金华山,被8个师的敌人围在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随红6军团行动的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任弼时几次和军团长肖克、军团政委王震商量对策。性格火爆的王震提出要主动突围,但最后被任弼时否定。任弼时认为,中央一定会有统一的部署,还是等军革委有了电令再行动。
果然,7月23日,在机要室的嗒嗒声中,红6军团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给他们的命令:转移到湖南中部去扩大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的可靠联系。这个命令的实际意思是,红6军团率先西进,为中央红军的突围先侦察出一条可靠的路线。中央的命令让王震觉得十分振奋,任弼时对他说,这次突围,就是在给中央红军当先遣队,当先遣队,这可是中央的信任呀。当然,王震也深知这一重托所包含的分量:他们的成败将关系着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甚至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7月30日,任弼时、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红6军团的情况。8月7日,红6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西征之旅。由于出发前他们先派地方独立第5团伪装成红6军团,声言兵分3路东渡赣水,以迷惑、牵制敌人,所以在最初的突围中,红6军团一直很顺利。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他们连续突破了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和桂东、上犹两县交界的狮子岭等封锁线,8月11日,胜利到达湖南桂东县南面的寨前圩。在这一段时间内,王震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虽然任弼时和肖克都认为前头部队有个营长最多有个团长就可以了,但是王震执意认为自己应该随着先头部队,倘若遇到敌情,可以及时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
寨前圩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8月12日,红6军团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震满怀豪情地告诉红军官兵,蒋介石想吃掉红6军团,但红6军团不是荔枝、桔子,而是“铁核桃”,最后,他热情洋溢地说:“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我们能打胜仗,因为党中央在期望我们开好路。”会后,王震没有回司令部,而是和红军官兵一起搞宣传,刷标语。就在他一边刷标语一边和战士们闲聊的时候,3架敌机从远处飞来,盘旋一阵后又隆隆地飞去。王震意识到敌人可能已经跟上来了,刚想回去,通信员急急地跑过来告诉他:抓了一个敌人的侦探,正押在司令部呢。
红6军团突围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电:一、西路军何键部主力调湖南,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总部移驻衡阳;二、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界截击,总部推进至韶关;三、第4集团军廖磊部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四、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6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何键接到命令后,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3个师及一个纵队,昼夜兼程前来堵截红6军团。抓来的侦探告诉王震,何键下了封赏令:谁能重创王震一个营,赏银元3000块;谁能歼灭王震一个团,赏银元8000块;谁能捉到王震,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
敌侦探带来的情报,加速了红6军团行动的步伐。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寨前圩,日夜兼程,先后穿过汝城县、资源县,于8月17日进入郴县县境。郴县山高林密,红6军团要是再前进就得翻山穿林,可即使这样,侦察员提供的情况仍是:山上各处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侦察员们说,他们能看到敌人数不清的黑洞洞的机枪枪口和大炮炮口。
军政委员会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因为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太困难了:正面走不通,不但要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地扎根,根本不可能;绕道突围,但似乎又别无可供选择之路。最后,王震一拍桌子,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去找群众去,他们肯定有办法。”
在村子里,王震找到了一位白发老人,老人正在阳光下抽着烟袋,咝咝有声,王震问他:“老人家,这山除常走的路外,还有小路能走出去吗?”老人看了王震一眼,不吱声。王震知道乱世兵多,白军、土匪路过一地,当地的老百姓就要遭一次殃,于是就耐心地给老人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在王震的说服下,老人最终指了指隐在云雾中的高山,说:“那里,我40年前采药的时候去过,记得有条小路,你要是想找路,到那上面再找找看吧。”新的出路虽然崎岖,但总算露出端倪来了。王震十分兴奋,就在王震临走的时候,老人又提醒他,山里有很多的土匪,让他一定得小心。但在当天夜里的开路过程中,手提大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震并没有碰到任何土匪,只是山路过于狭窄,过于陡峭崎岖而已,可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对于红6军团的官兵们来说,这些困难完全挡不住他们行军的脚步。
20日清晨,红6军团袭占新田县城,全歼该城守敌。
23日,当到达湖南零陵县的时候,他们已经整整11个白天黑夜没有睡过一个香甜觉了,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他们的政委王震依然走在前卫部队的队列里,和大家一样,他也嘴唇干裂,还渗出了血。因此,当他们一到零陵,刚坐下来休息不久,很多人就都抱着枪睡着了,鼾声响成一片。然而,就在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各路大军向零陵开过来了。
红6军团到零陵就是准备西渡湘江的,现在刘建绪9个团的兵力在湘江沿岸展开,占领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强渡湘江无异于自我毁灭。王震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大胆地向任弼时、肖克建议,并最终形成决议:放弃在零陵的渡江计划,迅速向东南方转移,进入阳明山地区。
阳明山纵横80里,山势陡峭,行进十分艰难,就在红6军团经过16天的艰苦行军刚刚到阳明山的时候,敌15、16师,桂系19师和独立32旅等部已开始从南、北、西三面向阳明山进攻了。三面受敌,而且部队又极度疲乏,王震不禁踌躇起来,但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他立即去找任弼时,说他要出奇兵,因为红军向来是善于打运动战的,静则死,动则活,他要在动中战,在动中胜,在敌人鼻子底下穿行,围绕敌重兵兜圈子。
就在王震决定到最危险的地方寻求安全的时候,25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他们于26日晨前,集结于阳明山及以南地区,并详细侦察新田、分水坳、铲子坪之间敌15师的配置,袭击之,而后取道南行。中革军委的电令和王震的设想大体上一致,这更加坚定了王震信心。26日凌晨,王震率6军团踏着迷蒙的雾霭出发,趁敌重兵尚未合围之际,直取祁原县白果市。敌以为他们将继续东进,重返湘赣苏区,便急调部队向东防堵;当他们发现红军南抵嘉禾时,又纷纷调军向南出击,当他们奔向嘉禾时,王震又挥师西进了,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迅速通过。
9月1日,红6军团声东击西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当天夜里,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王震与任弼时、肖克毅然决定:趁黑冒雨继续前进。红军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军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大为叫苦。9月3日,红6军团在灌县占领有利地形后,同尾追之敌展开激战,取得了歼敌8个团的重大战果。此后,红6军团的胜利就一个接着一个。
9月4日,王震率兵乘胜前进。在到达兴安麻子渡时,他们看见民团团丁正在挖战壕,一个红军战士问他们挖战壕干什么,回答是打共匪,这个战士又问,见过红军吗?答,没有。战士于是说,不用挖了,我们就是红军。不久,红6军团就乘机在界首突破湘江防线,胜利渡过湘江。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敌人对红6军团的“追剿”力度有所减轻。王震乘机率红6军团向红3军建立的黔东根据地靠拢。24日,红6军团到达贵州印江地区,在木黄与红3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西征任务。
此次西征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王震作为主要指挥员,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既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探了路,也为后来红军主力的远征积累了经验。任弼时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说:“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敌人把他看成老虎,他这只虎对于敌人来说是恶虎,因为他吃了他们那么多人,可是对我们来说,是英雄虎,是功臣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