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金　军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又喜迎八一建军节之际，我访问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党委书记、副政委赵予征。

    再次见到老人家，他依然精神矍铄，和蔼可亲。当问起他近况时，他饶有兴致地说：“做为一名来疆工作的国家干部，现在已经退休，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的使命和职责是没有止境的。”接着他介绍说：“1938年我刚入党，时任太原军区司令的陈赓就曾勉励我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不容易的，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革命到底。就好比大家一起爬山，在山下时决心都很大，但到半山时有的会有体力问题、有的意志受到挑战，挺不住了，纷纷退下山了,最后爬到山顶的不多。”

    正是他，16岁参加八路军，南征北战，两次负伤，27岁随王震将军西出阳关进疆，剿匪垦荒，流血流汗，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文革”中九死一生，倍受磨难。赵予征纵观古今，尤其凭切身体验深悟出屯垦戍边对开发西部，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何等重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戎马一生的赵老继续履行着自己人生的诺言：做为一名共产党员，职责和使命是无止境的。他开始秉灯夜读，潜心耕耘，先后撰写出版了《新疆屯垦》和《丝绸之路屯垦研究》两部著作，赵老因此被誉为“新疆屯垦第一犁”。

    为了这两部著作，年逾古稀的赵老又像重走“长征路”一样，走遍了天山南北，翻阅了大量资料，做了100多万字的笔记，历尽了千辛万苦。在赵老窗明几净的寓所，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

一

    1938年1月，我高小毕业的那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地向南进犯，很快占领了太原。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战火烧到了位于晋东南的家乡，我哪还有心读书？于是说服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毅然参加了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

    母亲站在呼啸的寒风中送我随子弟兵离开了村子。尽管在家我是长子，但毕竟才16岁呀，这一去是死是活，谁也难以预料，母亲心里肯定难过，却始终没有流泪，她的坚强与刚毅，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参军后打过的仗数也数不清了，但“百团大战”中“夜袭王可”的那次仗，我至今仍记得很清。

    王可是白晋公路沿线附近的一个小镇，驻有一批凶残成性的日伪军。这些坏种常常袭击抗日根据地，杀害干部群众，气焰十分嚣张。我当时在游击二团当战士。一天，副团长叫我去问：“小鬼，你家离王可多远？”“报告首长，很近，有3里地。”“你熟不熟王可？”“熟悉！”“那好！”副团长笑了，拍拍我的肩膀又严肃地说，“王可的敌人很猖狂，我们准备狠狠教训他一下，先派你去侦察。你要想尽办法摸清敌人的人数、装备和碉堡位置。”

    “保证完成任务！”我欣喜若狂，行了个军礼就跑出去，换了一身便衣连夜赶回家乡。我向乡亲们详细地了解了情况,3次潜伏到碉堡附近侦察，还画了一张草图。我赶回部队做了汇报，又随部队参加了战斗。这一仗，打得王可的日伪军几个月不敢出动，成了“缩头乌龟”。

    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并圆满完成，我受到了首长表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941年秋，我正在陈赓同志任司令员的太岳纵队政治部当文印员。在一次掩护首长和机关突围的恶战中，一枚弹片炸伤了我的右脚，我被送往后方医院养伤。1942年5月，我伤愈归队，被调往太岳陆军中学学习。到了1944年春天，我随陆中全体师生奉调延安，过同浦路日行180里，穿越了敌三道封锁线，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被编入了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

二

    一到延安，我们就受到了刘伯承、陈赓、薄一波和抗大校长徐向前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然后，每个队发几口大锅，一套木工工具，每个人发一把撅头两个碗，全体去离延安上百里地的陇东合水县上坪川，学习三五九旅“南泥湾精神”，开荒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锤炼和教育了我们。当5年后我们在彭总指挥下，保卫延安后，又一路下关中，攻西安，打兰州，凯歌进新疆，面对万顷荒原，千里戈壁，“南泥湾精神”又激励了我们的斗志。

    1948年3月，在“黄龙山攻打洛川县石家庄战斗”的一次冲锋中，担任连指导员的我左臂负伤，造成粉碎性骨折，被抬下阵地连开3刀，左臂幸运没被锯掉，但3块子弹残片至今仍留在肉中。1949年4月，我伤还没好利索，就调往师教导队指导员训练班任支部书记，随六军向河西走廊进发，10月出酒泉，过嘉峪关，越星星峡，于11月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

    10万大军进疆，还有近10万人的民族军和起义部队，首先面临的是吃饭问题。当时，新疆人均占有粮食为195.5公斤，农民除去地租、种籽和口粮，所剩无几；这个问题不解决，解放军在新疆就站不住脚，从关内运粮，运价等于粮价的7倍，还由于不通铁路，缺乏运输力；从苏联进口，每吨粮食需300卢布，驻疆部队需要20万吨粮食，计6000万卢布，国家哪有那么多外汇？于是，中共新疆分局决定：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所在的十七师受命开垦乌鲁木齐以北五家渠一带的荒地，要引水浇灌，修水渠，既没水泥，也无石料。于是，部队上至军长、政委，下到每个战士，冒着1950年2月的春寒，拉爬犁从25公里外运片石。此举轰动了乌鲁木齐，各族群众深受感动，纷纷加入运石头的大军，7000立方的石料很快运齐，“和平渠”开始兴修。

    1951年3月，我工作的四十九团．正在下四工开荒修渠，突然接到平叛的命令，于是立即放下工具，拿起武器开赴奇台前线剿匪。也就在剿匪的战斗间隙，我认识了从河南南阳参军来新疆的徐锡惠。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让我们相知相恋。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在首长和同志们的簇拥下，在那间简陋的营房里，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

三

    1952年2月，剿匪结束，我被提升为团政治委员，旋即受命带部队急行军500公里，参加乌苏独山子油矿建设，锡惠那时已经怀孕，随部队一道西去。

    1953年3月，我的大女儿志平出生在兴建中的石油新城独山子，严谨的军旅之家有了孩子的哭声、笑声，也更增添了温馨的气氛。

    也就在这一年，我被提升为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我参军离家15年了，尚不知老家和父母双亲的境况，于是，趁去东北参观顺道回了趟老家，才见到了已经成家的二弟和从未见过面的小弟。小弟那年10岁，由于母亲早逝，吃尽了苦头。而父亲早在我参军的第2年，就因抗日被鬼子用刺刀挑死，解放后被地方政府命名为“革命烈士”。

    我双膝跪在父母的坟前，边烧纸边默默祈祷：爹！妈！革命胜利了，儿子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你们安息吧！

四

    1954年8月，十七师集体转业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我作为5个常委之一，仍担任师政治部主任。

    到1958年，在师党委研究制定“大跃进计划”时，我因反对盲目开荒被说成“泼冷水”，降职为猛进农场场长。提着脑袋钻了十几年枪林弹雨，还怕什么降职？我一头扎进猛进农场，顶着“大跃进”的热浪，冷静地实行成本包干，调整作物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副业，还真干出了成绩，被评为“模范干部”。

    1960年3月，我被提升为农六师副政委。不久，兵团改组农六师党委，我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政委。

    新党委在“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奋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下，苦干到1964年，粮食达到了3501万斤，盈利578万元，归还欠发职工工资600万元，农六师摘掉了落后帽子。正当我们决心“再战三年，赶上先进”时，十年动乱的狂风无情地刮来了！

    1966年8月，兵团创始人之一的张仲瀚政委被停职，兵团自上而下，各级党委和功臣们都处境日艰，岌岌可危。

    1967年3月，我被下令停职检查，随即开始揪斗。自那天晚上被很“客气”地“请”出家门，我整整4年被游斗、殴打和关“牛棚”，直到1971年才结束“苦役”。

五

    1972年我被宣布“解放”，次年调任兵团农七师政委。

    1974年10月，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艾则孜和副书记司马义·艾买提找我谈话，说昌吉州两派斗得很凶，希望我去把局势稳下来，把生产搞上去！我受命于危难，走马上任，担任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书记。

    1980年4月，我调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记。第二年8月，调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

    苦尽甘来，身居高位，我始终忘不了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忘不了躬身拉石头的老首长们，和当年光膀子开荒的战友，以及“文革”中冒着风险送我热汤面的炊事员，和送我甜瓜的技术员……我得为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在复出后的那些年，我几乎跑遍了天山南北，竭尽全力宣传和支持改革开放。我非常感激锡惠，受了那么多苦，却没有染上“官太太”毛病，从不计较这个，要求那个，连我的车都极少坐。而孩子们更争气，以父母为楷模，全靠自己奋斗有了自己的事业。

    拥有这样一个家庭，是我的幸福。无论在外面多累、多不顺心，一进家门就感觉春风扑面。1987年5月，经中央批准，65岁的我退居二线，担任兵团顾问组副组长。日常事务少了，时间充裕了，我开始着手研究新疆屯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1991年4月，《新疆屯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1996年，43万字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如期出版。

    如今，风云一生又历尽磨难的赵予征，与相濡以沫的妻子徐锡惠，安享晚年。子孝女贤，儿孙满堂，赵老对着记者深情地说：“我庆幸这一生经历了旧社会和新中国，参加了打日本和新疆军垦，还遇上了改革开放，尤其晚年又等到了西部大开发。我研究新疆屯垦，对西部大开发很有益处。纵观古今，以史为鉴，屯垦戍边和西域共兴衰！这个伟大的创举和成功经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啊！

    在享受晚年家庭幸福的同时，他没忘记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和使命，正如他说的：“作为一名党员，没有退休的时侯。”他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博深的感悟，他通过书信等方式向中央领导反映、汇报新疆的情况，并送上自己的建议；他也向自治区及兵团领导献计献策，常与他们探讨、商议新疆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他总是用敏锐而深遽的眼光看问题。他说，近些年来新疆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各族人民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豪情满怀地朝着新的目标阔步前进，让我们老一代革命人庆幸，也给了我们许多安慰；但由于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国家的动荡局势，加之新疆人文、地理的特殊性，无不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大家需要有高度的政策水平分析和处理面对的事物。

    他接着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辟，同时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乃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你们年轻一代任重而道远，要紧紧围绕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结合新疆各地州的实际情况，划清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的界线，推动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看到老人此时激昂的情绪和神态，我恍然明白了他的思绪。当我起身作别时我已被彻底感动，情绪也跟着被牵动，几乎不能用语言表达什么了，只是示意老人不要惊动正在备晚餐的老伴。

    此情此景感动了我，而老人撼动人心的人格魅力和老革命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将影响和激励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