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流亡呼唤司法保护到位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这是因为两年前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信息被泄漏遭到报复，不得不带着全家人东躲西藏、四处流亡的肖敬明声音哽咽地向记者说的一段话。看来，如何保护证人或举报人的问题，确实是法律和司法机关亟待破解的课题了。

    肖敬明是贵州人，在浙江省宁波市开个小店。2006年7月14日晚，有人手持刀棍在他家门口打架，一人被打死，但因为行凶者均属当地恶霸，现场人无人敢作证。当晚派出所2名民警找他，在得到为其保密的保证后，他和妻子向警方说明了案发经过并提供了凶手龙某住处，警方将其抓获，同伙钱某和钟某外逃。事后，虽然龙某被宁波中院判处死缓，但肖敬明却遭到龙某同伙的不断报复和威胁，包括将其店中价值1万多元的影响设备搬走。最后，他不得不将自己价值几万元的小店以5000元低价处理，举家到北京投奔在北京打工的妹妹，不仅弄的穷困潦倒，10岁的女儿也失学。（见2008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

    公民何以因为举证弄得四处逃亡？盖因缺乏严密的保护证人或举报人的法律和相关措施。从此案分析：第一，司法机关办案中没有对证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不仅办案民警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将证人及证言和盘托出，使犯罪嫌疑人立马知道了是谁作的证，而且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肖敬明和妻子的姓名和证言都写得一清二楚，法官当庭宣读判决书无疑要照本宣科。如此办案，谁还敢出来作证呢？第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不利于保护证人。例如，《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此，自然就无法为证人保密了，即便判决书将证人姓名隐去也没有实际意义。第三，证人屡遭报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谁来保障？怎样保障？由于太原则和责任不明，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应该说，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暨洪塘派出所民警对证人是同情的，公安局曾提议法院在判决书中隐去证人的姓名，办案民警王必成还提醒肖敬明注意保护自己并给予了一定的资助，但均未也无法提供具体保护措施。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尽管我国经过多年努力有长足的进步，但法律仍不完善，其中证人保护制度就属法律空白。目前，一些国家都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很多国家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计划和证人保护机构。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律，更不要说专门的保护机构和保护计划了，目前散见于一些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很难对证人起到保护作用。但愿这一状况能够尽快得以改变。若真如此，证人就不被逼得流浪四方了。

    作者：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