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警惕的“经济增长最快”

    第五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上月在江苏扬州发布了《2007-2008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山与东莞、包头、呼和浩特、烟台等城市一起被《报告》列为近五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位列全球第六。广东还有惠州和深圳入选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城市的前20强，分别为第七位和第十九位。《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倪鹏飞博士与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彼得·卡尔·克拉索教授牵头，多国学者携手研究完成。（《南方都市报》8月6日）

    《报告》评选出的最具竞争力的前10个城市分别是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华盛顿、洛杉矶、斯德哥尔摩、新加坡、旧金山、芝加哥。香港处在第26名，上海是第41名，深圳第64名，北京第66名。不知从何时起，各种城市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之类的报告和排名，像大学排名一样，开始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且，关注的视角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报喜不报忧”。比如这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城市，这与城市竞争力并不存在很大关系的指标，一旦被媒体放大，会不会存在曲解的嫌疑？

    据我了解，倪鹏飞的城市竞争力系统是由众多的要素和环境系统，在他看来，城市竞争力由硬力和软力组成，其中，硬力是由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环境力、区位力、设施力、结构力和聚集力，而软力则是由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和制度力。而且，倪鹏飞指出，如果硬力是弓，那么，软力就是弦，城市产业是箭，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形成城市竞争力。这就是城市竞争力的“弓弦箭模型”，很显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经济增长最快，只意味着GDP增长最快，并不意味着现在或将来就是“最具竞争力”的城市，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靠吃补药来强身，紧咬增长不放松，不管三七二十一，总量上去是成绩。”这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条典型路径。然而，这种“GDP挂帅”的增长方式，如今已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我们知道，GDP总量的增长，总是以要素投入量的扩张为基础，即依靠高投入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必须警惕，经济增长最快的背后，是不是以要素效率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尽管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如果说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那么，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经济增长最快”，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经济发展最好。

    在我看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荣誉”。萨缪尔逊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国家宏观政策主要有四大目标，即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尽管GDP增长占据重要位置，但是，促进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充分就业，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州，苏南模式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备受争议，且不说能源、环境的巨大代价，所谓“只长骨头不长肉”、“只富官商不富民”，这种刻薄的评论就是苏南模式难以承受之重。

    值得强调的是，近年来，公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对GDP增长的关注。早在2001年，英国BBC公司援引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三家公司的调查数据时就指出，“失业已经变成中国人最关心的社会议题”，其次是住房和医疗保障，经济增长排在最末。可是，与此相对应，地方政府的优先目标又是什么呢？国情专家胡鞍钢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眼中，居首位的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其次是GDP增长，然后是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基础设施和就业。对于进入“经济增长最快”全球前20名的城市来说，最高兴的，可能就是地方政府了。可是，这是否就是民众最关心的呢？

    美国经济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竞争力的所在之处在于：低工资，低价格的供应链，广大的国内市场，充沛的劳动力供应，廉价的轻工业、电子工业配件和原材料，设备新、工厂新和外资企业的带动。事实上，包括中山在内的珠三角，一直处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阶段”，这甚至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眼中的“核心竞争力”。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珠三角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快到尽头。据我所知，这个“经济增长最快”排名是以2001-2005年的数据为基础，而现在，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已经开始变化，那么，那些位居“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他们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吗？

    作者：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