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典范　理论创新的先驱

    话题缘起今天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先生诞辰100周年。卓老是公认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首创者,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早在1961年,他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一直坚持并逐步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1979年,他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商品经济体制。卓老的新观点、新理论在“极左”思维盛行的年代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不屈不挠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当前,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热潮正在南粤大地掀起,我们纪念卓老,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高尚精神和良好学风,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作出广东理论界的新贡献。

    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再立新功

    梁桂全

    我们正逢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的历史机遇,要继承和发扬卓炯先生的理论创新先驱精神,争当中国理论创新的排头兵,争当全省思想解放排头兵的尖兵,为广东省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逢勃发展不断作出理论新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新的真理之路

    卓炯先生作为公认的我国当代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理论解放的先驱,首先给我们留下了重大的理论遗产。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用不可辩驳的理论逻辑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指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了经济学界(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哥德巴赫”猜想。

    卓炯不仅为我们贡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也为我们树立了思想解放的典范

    从历史的和理论史的角度看,卓炯先生这一创新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首先是理论解放先驱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理论工作的生命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归根结底集中于理论的解放和理论的创新。思想的深刻性必然表现为理论的彻底性,根本的思想解放必然是彻底的理论解放,必然要以创新的理论指引和支撑。因此,理论的解放在我们的事业创新与发展中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卓炯先生需要特别关注的。我们必须继续高举卓炯先生理论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旗帜,与时俱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卓炯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品格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胆识。卓炯先生所进行的理论解放和理论创新的事业并未停止。我们必须继续与时俱进推动理论解放,促进理论创新,始终使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胜利前进。这也是我们纪念卓炯先生的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争当中国理论创新的排头兵和我省思想解放的尖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努力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来”。其间,广东理论界曾经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理论破冰和理论革命的作用,从物价改革、农村改革、计划改革、对外开放、产业变革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创新,为广东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正逢新的发展机遇、面临新的历史挑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广东作为改革开放以及科学发展的先行地区,如何为全国实现科学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和示范?中国的崛起、世界的格局,不可避免地使中国面对全球博弈和国际竞争,广东如何以世界视野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为中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出新路?在人类文明发展面临一系列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新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和科学价值取向出发,在追赶世界现代化文明的同时,全面创新现代化文明,广东如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创新探索新的经验,为人类文明超越危机,实现最符合人类本质要求的持续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这既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更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正逢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继承和发扬卓炯先生的理论创新先驱精神,争当中国理论创新的排头兵,争当全省思想解放排头兵的尖兵,为广东省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大业逢勃发展不断作出理论新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新的真理之路。最近,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号召全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汪洋书记还特别要求广东理论界要争当思想解放排头兵的尖兵。历史再一次把广东理论界推向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思想解放前哨。广东理论界能否不辜负时代的召唤和党的嘱托,为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再立新功,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我们要从卓炯先生身上吸取理论创新的伟大精神动力,开辟理论创新的新天地。这也是我们对卓炯先生最好的纪念。（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卓炯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

    卓炯(1908-1987),湖南慈利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6年广东学海书院研究生肄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194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1946年在泰国任曼谷南洋中学校长,兼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方大学华侨学院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卓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提出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根据这个中心思想,合乎逻辑地得出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的科学结论。1961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

    他认为剩余价值是扩大商品生产共有的经济范畴,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称为无偿占有价值,剩余价值归社会所有,称为公共必要价值。

    他认为价值规律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精华,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概括,因而适用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转化为资本价值规律,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转化为社会资本价值规律。

    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他提出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必须放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

    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过去的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中央管得过多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改革的方向和中心问题在于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他进一步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基本的发展战略。

    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索,他已形成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他认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学。他在完善、丰富商品经济论的同时,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他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劳动经济学,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研究某种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劳动经济学和所有制经济学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