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10天内2员工接连跳楼 任正非“狼文化”内外交困

     导语：一位自称华为离职员工的网友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

    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两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员工跳楼事件接连发生。

    两年来，包括3月6日华为深圳员工跳楼在内，华为已经发生6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网络上针对华为企业文化的批评声早已如潮。是华为被“妖魔化”了，还是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真的存在问题？不少人对此争论不休。

    记者曾多次就华为企业文化遭质疑一事与华为方面联系，但华为方面仅谨慎表示之前的员工接连自杀事件只是个案,纯属偶然，与工作压力无关。此外，对于外界关于华为企业文化的种种质疑不作任何评论。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教授则认为，争论之外，华为事件应该引发整个行业内企业文化发展路在何方的集体反思。

    10天内两名员工跳楼

    3月6日，华为深圳员工张立国从食堂三层跳楼自杀。2月26日，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从华为研发中心跳楼身亡，后经查是因个人情感问题自杀。两起自杀事件相隔不到10天，这让一向备受关注的华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两起自杀事件最早的消息来源，都是目击网友在相关论坛的发帖。这些帖子不断被点击、回复以及转发，人们在表达对死者哀思的同时，也反复评论华为的企业文化。

    网友“坂田驿站”目击了3月6日华为员工张立国的跳楼经过。他发帖称事发时他正在食堂3楼吃饭，突然听到“砰”的一声闷响，随后就看到跳楼者趴在一楼的一张饭桌上，座椅靠背被身体砸得粉碎，场景惨不忍睹。

    华为人力资源部事后就此发布了一篇100多字的通告，证实其深圳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在食堂坠楼，经120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华为企业文化引热议

    尽管华为在事件的善后处理上尤为低调，但随后在各知名论坛，以及诸多IT行业相关论坛上都出现了关于华为又有员工跳楼的讨论帖。

    在众多跟帖网友中，从事IT行业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华为的在职或离职员工。网友们除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外，也纷纷就华为的用工制度及企业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自称华为离职员工的网友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

    在众多讨论中，质疑华为企业文化的声音最为“响亮”。不少网友都表示，华为员工的办公桌下大多放着床垫被褥，因为加班太晚的话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办公室过夜，这就是华为著名的“床垫文化”、“加班文化”。除此之外，华为还奉行“狼性文化”，严厉的绩效考核制度让不少华为员工时刻都感觉到自己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

    曾放弃了华为工作机会的樊枫（化名）告诉记者，他拿到华为录用通知后看了一半就决定放弃了。“我觉得我肯定受不了。上班时间外出，哪怕1分钟都要打报告，通过内部网络申请，要部门总监批准；电脑与外网是隔绝的，没有光驱、没有USB口；完成不了任务就会猛扣钱。”

    华为回应态度谨慎

    那篇100多字的关于张立国死亡事件的通告，已是华为10天内第二次发布此类通告。记者试图寻找除此通告外,更多的有关华为员工自杀事件的信息，但记者与华为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得到的答复都是除通告外无可奉告。

    面对外界关于企业文化的质疑，华为方面的回应显得更是非常谨慎。记者联系到了华为一位行政总裁助理，该助理表示类似事件纯属偶然，与工作压力并无直接联系，除此之外他不便发表任何意见。

    专家：

    华为企业文化存在缺陷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一直都在关注华为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自杀和所受的苦难并不成正比，不能说华为员工承受了比别人多的苦难才选择自杀。”顾晓鸣说，无论自杀者为什么自杀，有一个共同原因是企业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直抒己见，透明、友好的沟通氛围，这跟员工自杀是脱不了干系的。

    谈及华为的企业文化，顾晓鸣说华为推崇“床垫文化”、“狼性文化”，在IT业竞争惨烈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华为也面临着丛林法则，但他们选择的企业文化并不是最好的。”

    顾晓鸣说，IT企业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员工脑力资源去激发生产力，但华为采用的模式还是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工业生产的旧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员工缺乏抒发渠道是必然的。“国际上一些走在前列的公司，从开始穿便装上班，到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以及替员工的水电煤、健身以及孩子上学买单，这也能极大的激发其员工创造力。”

    顾晓鸣告诉记者，华为的企业文化存在缺陷。“华为已经成为企业文化转型期的一个典型，或者说成为一个靶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引发巨大关注。”“华为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企业都存在的，所以华为员工跳楼事件，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思。”

    顾晓鸣说，通过华为事件，类似的企业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企业文化，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激发员工生产力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更健康、更人文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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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华为“老大”任正飞，恐怕华为前副总李玉琢在《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的描述是最可靠的“小道消息”：

    图书文摘：

    一大批“娃娃副总裁”们被任正非摸着脑袋长大，任正非给他们高待遇，破格任用，但对他们的要求是听话、忠心，即使任正非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得如此。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甚）。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干部，讨论一件事情到最后就会说：“你这个方案不行，任总不会同意的，老板会生气的。”大家讨论问题，已经离开问题的本身，常常以老板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很多人恰恰是对人负责，他们在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可能丧失独立的意志和人格。那些独立意识和自尊心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退化了。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我觉得任正非应该培养李玉琢式的干部，但他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段永基。段永基为干部的成长着急过，对于各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相对还是会给一定的工作和发展空间的。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

    李一男：

    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硕士研究生毕业，初到华为时在研发部，于郑宝用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部总裁。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他是华为副董事长，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任正非对他很亲切，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男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研发部时，大家都很佩服，说三道四的很少。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东西，这反而可能导致失败。

    像李一男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据说是因为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开始时，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那应该是1999年底。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惟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

    郑宝用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开发的有功之臣，如果好好培养，能干成大事。能不能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我不好说，因为接班人不是说想培养谁做就能培养成的，我认为做企业家得有素质、悟性和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郑宝用人品不错，与大家关系都很好，脑筋反应也很快，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爱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在李一男之前，郑宝用负责研发。有人说后来郑不得不离开研发，是任正非有意在他与李一男之间制造矛盾，让郑宝用难以工作。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撤下去？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

    后来任正非就让郑宝用负责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和临时的事。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东一茬西一茬的，你不觉得委屈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势。

    后来聂在莫贝克做了整整3年的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曾向我哀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看来只好辞职了。”不久聂就提出辞呈，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之后，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任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果真如此，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角色，尤其任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则会比任的暴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15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

    孙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４年６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

    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