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行政化先荡涤“官本位”

    1月11日至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温总理在这五次座谈会上强调，落实教改纲须坚持四点。第二点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2月8日 《南方都市报》）

    我国科学巨匠钱学森曾公开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很长一段时间骊为，中国没有大师有人物”。要追寻我国大师缺乏之因，须首先思考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体制之弊。中国大学地盘之宏大，馆堂楼宇之高耸云天，“天价校门”之堂皇，敢贷巨额银行款的胆子之大，校内“正处、副处”、“正局、副局”、“正部、副部”的官衔何其之闪闪。而真正能独擎学术蓝天的一流大师，却一直鲜见“冒出”。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过度行政化，吸附了学校自治的全部独立思考的灵魂空间，使教改的推动陷入了当权者自我裁断的改革困境之中。在中国的大学里培植不出科学巨匠，但一些学子一旦跨出国门却能频摘“诺奖”，诸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等。这就是环境问题，《晏子春秋》有名言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后人用来比喻社会环境的优劣与人才成长的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环境导致这种大师缺乏的局面呢？

    温总理日前所焦虑的大学独特的灵魂的缺乏，便是核心成因。教授和学生对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精神匮乏，形成了一种思维僵化气氛，进而表现为对权贵的附庸化，求名、求利，没有学术自由，潜规则氛围浓厚。陈寅恪先生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概括。这首先需要保障师生享有言论权利。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决策大胆直言。实际上，这也是政府所期待的，这从温总理“要学者们直言、敢言”中可窥其旨。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到学校行政化去除维艰的社会成因。若社会功利与官本位思维不淡化，“大学精神”最终也是无源之水。日前，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坦言：“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里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所言“行政化、功利化”不难淡化，而是学校纵然“淡化”了，那些局长们却总抱着“以长论英雄”的思维不丢。

    另外，要根除校园“官味”，需从教育管理核心层抓起，尽快从校园拔出家长意味甚浓的“利益之腿”。其一，痛下决心，改变用“政治家”的眼光去审视校园的固化思维，尽快让学术创新与争鸣在高校浓厚起来；其二，下决心消除行政职级设置体系，教师就是教师，后勤管理就是教师的服务员，校长只是责任和级别高一级的服务员而已；其三，果断试水并取消校长任命制，启动教师直选校长和教授治校的先进体系，加强学校的时代使命感与服务意识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