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杨牧与吐鲁番本地作家座谈

    天山网讯 近日，中国著名作家杨牧先生来到吐鲁番，并与吐鲁番本地作家座谈。

    杨牧是中国当代最受喜爱的十大中青年诗人和新疆边塞诗代表之一，曾多次到新疆采风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作，出有诗集《复活的海》、《野玫瑰》、《雄风》和长篇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等。

    对于吐鲁番，杨牧先生是这样评价的：“新疆两个地方最诱惑我，一个是吐鲁番，一个是伊犁，这两个地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伊犁更多的是大自然，这个地方（吐鲁番）是历史，自然和历史，如果说自然使人亲近的话，历史则使人敬畏；如果说自然使人轻松的话，历史则使人凝重；如果说自然使人感到飘逸的话，那么历史会使人深刻。”

    杨牧在座谈中指出，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做积淀，吐鲁番在文学创作方面将会有很大的潜力，吐鲁番本地的作家要珍视本土的文化摹本，深入挖掘吐鲁番文化，用真实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开创具有吐鲁番特色的文学样式，将吐鲁番文化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与会的本地作家们畅所欲言，纷纷向杨牧请教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杨牧还为吐鲁番本地作家创作的《文苑写真》、《罪不容诛》、《我心依旧》等文学新锐系列丛书签名留念。

    著名作家杨牧说:“非常高兴到吐鲁番来，这是继我82年到吐鲁番之后，第二次来到吐鲁番，来了以后深感吐鲁番从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腾飞和发展。另外非常感奋，今天又和文艺界的朋友们见了面，也感觉这里的文艺也是一种蓬勃发展的局面。” （编辑：谢祥林）

    杨牧简介：

    杨牧 四川渠县人。中共党员。历任小学教师，兵团战士，石河子市作家协会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副主席，新疆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绿风》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星星》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赴印度、意大利、俄罗斯、美国讲学访问。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

    诗人杨牧从四川寄给我他洋洋200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的两卷书。由此我想到和他的缘分，遂随意写下我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书的感受。除“缘分”和“引子”，以下十个小段落均以杨牧《边魂》中的诗句作小标题，故称杨牧十韵。

    缘 分

    1987年初秋，我有一次四川之行。北京的部队青年诗人李晓桦邀我到成都参加由成都部队做东出车，全国各部队几位青年诗人同行的九寨沟之游。我由此结识了新疆风趣的军旅诗人周涛。有天，周涛交给我一份手稿，是他的朋友新疆边塞诗人杨牧一册散文体新作。他讲，你在北京出版界工作，还编《传记文学》杂志。你看看这稿子可不可以发表或出版。我同杨牧素不相识，那些年也很少机会看诗人们的诗，包括杨牧的诗。但我接受了稿件。心想是否发表或出版，只有读完稿件方能作出判断。旅途我读毕杨牧这卷18余万字的手稿，我甚欣赏。作为刚赴任不久的《传记文学》杂志拍板人，我决定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杨牧这份《西域盲流记》手稿，因为它是一部纪实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可读、好读，见出作者的思辨和文学才华，同时它具备客观的，不会泯灭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在当年传记类文学来稿中，我认为杨牧这篇独立不羁、出言直率，有文有情之作属上乘。这自然是诗人杨牧一份真实的自叙传，能写出来，是难得的。我读他这份自叙手稿也就了解认识了杨牧这个人和他笔下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当我决定《传记文学》全文刊登他这篇佳作后，遂写信告诉了周涛兄要他转告我不相识的杨牧。杨牧于1987年12月寄赠我当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的他的诗集《边魂》。我曾是个很爱读诗的人，读杨牧《边魂》，似有深入骨髓的感觉，远胜过去某些诗人写边疆的新诗。其后1989年6月30日在北京，杨牧与我有次短暂会面，由此我们成了相知的朋友。继1988年《传记文学》全文连载他的手稿，1990年3月又为他出书，书名《西域流浪记》，是我主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国土与人》丛书之一。

    引 子

    杨牧出生于四川渠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土改中划为地主）。祖籍则是川西平原的新都县，其先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号升庵，正德六年进士第一，年仅24岁。嘉靖初年因直谏，被贬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在云南终老。他记诵之博，著述之丰，居明代文士之首。所作诗词散曲等极丰富，有《升庵集》行世。关于杨慎的这些话，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老作家艾芜带我去游玩他的故乡新都桂湖和宝光寺，一路闲谈，他告诉我的。看来他对这个同乡前辈先贤颇感兴趣。而艾芜自己也是年轻时流浪云南，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话题扯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杨牧的家世。谱牒有时无稽，然而杨牧这一支出自杨慎，则是有他家乡一块墓石的碑文作证。杨牧1944年3月出生，5岁半时曾接受一位家庭教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但不久即中止。两年后父亲去世，家庭破败。尽管如此，他的姑母仍资助他进村小初小念书。9岁，祖母辞世，生母改嫁县第二中学一位英语教师。10岁他考入乡小。这次进高小，得到他的班主任资助。12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县第二中学（原为私立三善中学，后为三汇中学），这回他的资助人是他的后父。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这个学习成绩仍然优等的14岁少年，只因对校方奉命删去语文课本中“右派”诗人艾青的作品提出疑问，在关于“又红又专”的讨论中发表了他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意见，而被判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1960年，他去公社小学任代课教师。可是隔了两年，只因和几个同龄朋友合编一份油印诗集，又被指为“非组织行为”。一年后再次被“下放”回家务农。一个有天分的少年，爱好诗歌，学诗读诗，进而编印自己的油印小诗；此外还学着独立思考、判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这在一个正常社会算得了什么呢？就是不愿鼓励，也犯不着加之以罪呀，何况还是未成年人。毛泽东处在上世纪他少年时代的旧社会，不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吗？也未见那时反动当局治这些个少年人的罪呢！对出身不好、有才学的小孩，采取打压排斥的方针，是十足的蒙昧、愚蠢。可见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无孔不入，深入到农村学校教育工作中去了。

    幸好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重视孩子受教育的他的乡亲们支持，方能使小杨牧在家庭逆境中尚能读几天书。也有幸小杨牧自己，接受了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包括幼时耳闻的他先祖做人、做事的风范，方使小小的他在逆境中，不光是为了吃饭（基督教《圣经》上讲的是“人活着不单是为了面包”），还存有继续学习、上进之心。就说1958年吧，这个14岁少年已被勒令退学，却在无意间发现县报登了他一首仿民歌的诗。自此，他益发努力自学，并练习写作。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当地及全国性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发表文艺演唱、诗歌、小说等类习作多篇。可是在1963年他再次因写作而受惩“下放”。家乡天地虽大，却似乎再也容不下这喜爱舞文弄墨的小杨模（他的原名，四川音模同牧，当时他发表诗作曾用杨牧笔名，后来就改为正式名字）。

    “我的灵魂再难安静”

    杨牧1964年4月登上西去列车的旅途，他的灵魂就不安了。这些西出阳关的人，各种各样的。坐在他旁边的中年妇女，老想跟他说话，他觉得她有点套近乎。从她的谈话中了解，她是去南疆再嫁人。对面的是个挂着校徽、沉静的女大学生，她居然开口向他借帆布袋露出一角的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随后就埋头读起来，再也不说话。女大学生对他是个谜……到了乌鲁木齐，几个刚认识的人该分手了。出乎意料，女大学生突然提出要借走他的书，将他地址写给她。还问“相信吗？”他想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我怎能不相信呢。遂将书借她，临时地址写给了她。而那位中年妇女呢？留下了她的地址，让他有危急向她呼救，送他一双竹筷，还往他口袋里塞钱，说她的地方快到了，钱已没多大用处。“你信得过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姐姐吧。”（读到这里，我的灵魂也有点不安了，差点掉下眼泪）……这两个人两件事，虽说都是小事，但也牵动了杨牧的灵魂。借给女大学生书，杨牧明确认同人际关系中信任、诚信是美德并付诸实行。杨牧在作品开篇细写了那位同座的姓何的中年妇女，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觉，杨牧开初对她的判断，下车时他已有所修正。实际上后来证明，两个女子都是讲交情，守信用的。女大学生给他寄还借的书。中年妇女曾一再来信，问他有没有困难，她可以帮助小老弟。

    杨牧初涉新疆之途，他为了找个栖身之地而走的北疆那条路，乌鲁木齐———石河子———安集海———乌苏———精河———赛里木湖这一线，恰巧是我1979年走过的。杨牧所写他为了找车在临近赛里木湖的三台子，那一夜所遇见的人和事，他灵魂的不安，给我印象尤深。

    天黑下来，他独自一人走到一座无人的空屋前，情况一点不熟悉，寒冷侵袭他，还可能有野兽，真是危机四伏，这一夜将如何过？正在忐忑不宁时，还真有个人走过来。他叫了声同志，对方有了回应，原来他是在这一带挖草药的一个汉族人，自然也是流浪汉。这人会点哈萨克语，将他带至一家哈族人的毡房前。一个年轻女人带他们进毡房。女主人用馕，奶酪，奶茶热情礼貌地招待她的客人。这时他发现旁边毡毯上，还睡着个婴儿。而带他来的那个人像个久经世故的江湖客，不断与那女子攀扯，讲哈族话还不时夹些生硬汉语，有的话他能听出来在吹牛皮。更让杨牧难受的是，他在说“北京！北京！”冒讲他们来自北京。杨牧写道：“我像被什么螫了一样，浑身发麻。他赶紧碰碰我胳膊。‘吃，吃，哈萨克是最好客的，你不吃，她还不高兴呢’他显得十二万分的豪爽，俨然他自己就是主人。而那一副饕餮之状，又像只拣了浮尸的饿狼。”饼足茶饱，女主人安排他们住下。他们睡在毡毯一侧，她和孩子睡在不远的另一侧。灯灭了，他和那个人共一条被子。他不安，觉得这么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相隔只有两三尺），太不像话！而那位却不以为然：他说“这算什么！……”杨说，“那你怎么说我们是北京的？”他嗤地一笑：“她懂个屁，新疆以外的都叫北京！”他翻个身，声音反倒大起来，仗着那女人听不懂：“丧门星！今晚都是碰上你啦，要不她肯定要跟我睡觉！他们最喜欢汉族人，”接着讲出一番下流话。作者写道：“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这家伙真他妈的混蛋！好心好意让你吃，让你住，你还把人家当成什么！怎么能这样呢？倒是那个女人的形象，她跪着待客，总是在我眼前晃。我突然觉得她可怜了，不，是我们可恨，我，还有我！我在与人同流合污，欺侮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羞愧了……啊，一个正哺育乳婴的女人。哈萨克，哈萨克，如果我能够，我一定要像恩人那样报答你！一辈子不轻侮你！”作者的灵魂又一次难以平静，并受着自己拷问。有了这番际遇，次晨他下决心跟这个随时可能“咬人”的游民流浪汉分道扬镳。而拷问的结果，是在任何情况下要守住自己的灵魂，那就是他在“难以平静”中显现出来的一颗善良、诚实、正直的心。正像他自己剖析的，“我不是鸡营狗苟之辈”，不能做“那种飘蓬无根”的人。翻开杨牧流浪生活头几页，他是这样起步的。

    “他们都早我而来，我是第一千一百零一个”

    杨牧在北疆那条公路上虽几次碰壁，但是帮助他的人却甚多。他（她）们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才背井离乡流亡到新疆的，虽是些普通的农场工人，汽车司机，保管员，架子工、泥瓦匠，马车夫等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善良、有爱心，把这个初次相遇的小“表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他的难处，当作他（她）们自己的，给以物资支援和安慰；虽没有权势，却有集体意志形成的力量。在石河子农八师第二农场修配厂，他（她）们终于有办法让组织科接受了这个小“表弟”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劳动管饭”的人。“我家的表哥数不清”那一章写得格外动人。杨牧深有体会地发现“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他既然融入了，此后十多年，他就一直与他们共命运。

    20年后，他写诗赞美他们： ……

    他们围着这坩埚歌唱

    我也当赞美这神圣的爝火

    蓬头垢发，脚指甲被沙砾

    烫熟，缫而为丝

    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

    “潜入生命顺手第一页，再潜下去”

    这是些什么人、什么生活呢？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许可以叫做边缘人，是一种边缘生存。他们干的话———开荒种地，造房子造林，还要制造一些需要的劳动工具，大多是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而报酬是从“劳动管饭”到不多的赖以糊口的工资。但也还有生产建设不可缺少的知识精英。这些人至少是双重负担，工作负担、体力负担之外还有精神负担。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找见了新疆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宽松的环境。但仍是边缘人，背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包袱，比之劳改犯略强，算个自由人。也只能是这样的边缘生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月，有些人连个边缘人也做不成了，成为扫灭对象，有的包括肉体消灭，剥夺生存权。

    的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边缘人”，他们本可以活得舒舒坦坦的，但在当地再也没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条件了，只好离家到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谋生。杨牧书中写了好些本也是工农兵劳动者的人，例如，他在修配厂寻到的朋友介绍的那个姚文培，是40年代到过印度的“远征军”，汽车修理和驾驶能手，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乡，不讨某些人喜欢；而“远征军”也可以成个历史问题。再加他又娶地主女儿为妻，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杨牧在安集海客房遇见的一个愣头大汉，他是贵州苗族，在西藏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老家，还让他做村武装委员。但是坏就坏在他带了块表回去，一个副乡长要“打来吃起”。他不买他的账，于是日子不好过了，副乡长政治上挑不出他的毛病就给他捏造了个“坏分子”罪名。他就跑出来到天山深处流浪，什么都干过，而今挣了些钱，他还想回家“气气那个狗杂种”。还有他在西行列车上的同路姜大哥，本是川江上的驾船好手、共产党员，不知哪回招风惹蝶“翻了船”，只好来个“脱党逃脱”。还有杨牧在“四清”后被发配至农场良种队浇水班干活的他的师傅吴理云，是一个处于农场最底层的中坚分子，是以自己一身干活的绝技自立于人的人。因家庭出身不好，小有文化，他老早就“盲流”到新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悄没声儿地突然胃出血死去，后来才被人们发现。对他非常了解和尊重又同情的杨牧叹曰：“他自卑自傲，是万事不求人的，即使在要断气的时候。他是属于整体被碰伤的一类。他身上没有具体的刀伤，但有无数的暗创。而他维护人格的办法，是抵触，是漠视，是死到临头也不开口。他用他的年轻生命写了对人世的看法。他是一个血腥季节到来的前奏。”至于知识精英，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是集中了许多的。例如杨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的那个良种队，本是繁育良种的科学研究单位，为兵团经济作物如小麦、棉花、玉米的良种研究、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时知识精英集中的这个单位，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还是先说说杨牧这个来到兵团莫二场（又名148团）“劳动管饭”的小知识分子从1964年下半年发动了新运动———“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遭遇吧。他劳动管饭干过许多工种的活，如打土坯造房子，推车拉砖、拉沙等重活，也在工程队里干过测量、绘图等技术活，“四清”（杨牧说“四清”时发给每个“劳动管饭”的一张表，要他们去填。杨讲，这至少说明我们已被视为可入册的人物，即便是副册。填表我最积极，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经历，乃至我如何“盲流”进疆，都从实招来，般般件件清清楚楚。我只有一个想法，反正我不想再流了，萝卜白菜，就这么一堆，你看着可食就留而食之，如若嫌腐臭，弃之可也。反正到哪儿都这一套，这点我明白。）后，杨牧被收留，作为试用工定级，月钱33元4角5分。在杨牧，已觉这是个胜利。这之后短暂时期，还被调回队部代理文教，不久又调宣传队，让他写剧。然而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杨牧一夜间成为革命对象，贴了“揭开杨牧的反动本质”的大字报。新调来的宣传队头儿在策划“进一步剥开杨牧的画皮”。他被孤立，不让参加宣传队演出，孤伶伶地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队部。杨牧难以理解。但心里怀着恐惧，不知最后会怎么样？想到最早由武则天发明的检举箱，而今这类告密、检举已遍及神州大地。想到老家整过他的那个当权派仍在基层主事，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弄不好再来封信函，还可编出更多的“罪恶”，那他将被押解回乡。押解回乡是什么样子，王书记会一声大喊“扣起来！”，母亲会哭……不堪设想！22岁的杨牧自此夜夜无眠。他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心灵的痛苦向谁诉说？苯巴比妥针无济于事，只好买了劣质烟，让它烧肺烧心。20年后他在诗中写道：“没有学会尼古丁，就开始无边地服毒燃烧。烟气弥漫，长长地吞噬我的黑夜。如白昼断裂，如深更、如深更洞穿，如野火、如野火流磷……”

    很快他被打发到良种队劳动，而引而未发的弓弦仍将他作为瞄准对象，那箭仍悬在他头顶。他这才知道良种队已成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管制所、受难地。良种队已被夺权，大学毕业的队长已被打倒。他目睹了良种队两代知识精英和许多像他这样本已处在边缘生存的无辜者的受难。这就是他笔下知识精英和某些对农场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们的形形色色和他们的悲惨处境，他都详细书写了。这是些感人肺腑的血泪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唐和从领导者到底层社会，众多人的苦难。比如，关在“打包间”的那个人……“这些天来时闻惨叫，远远地，闷闷地，如物在嘴。”“打包间”里装有手工杠压机械，以前轧棉花是见过的。但此时一堵高墙拒人于千里，唯见灯光通宵达旦。一天早上，终于撂出一件血衣，搭在墙内的棉花包上。有消息传出，那人已被“打包”就遂，呜呼了。原来他竟是我堂堂兵团农业建设第八师副师长，从一片荒滩到具有七千五百平方公里膏腴之地的石河子垦区最早的“开国”元勋之一的王慕韩同志。又如，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王家禄被划“右派”后，已在良种队劳动多年了，但造反者还要将这只“死老虎”拖出来折磨。这天晚上全队召开空前大会，食堂兼礼堂里灯火通明，王家禄已被反手而捆，一条粗绳高系梁上。一声：“吊！”王家禄即腾空而起，喊爹叫娘。再一声：“放！”绳子松手，悬空之肉“飞流直下三千尺”，坠在地上，血淋淋一片。他晕过去了……

    杨牧像一条鱼，潜入深水之中。他对底层人们生活的感受、理解是那样深广。他自己是个受难者，因之他对那些善良人所受的痛苦，完全是感同身受的。

    废墟的名称是一种偏见，沙砾的屈辱有声有色

    闪着光，金子诞生

    是的，杨牧的诗歌和文章，喜作两重性探寻。“这是在罪恶与建树之间，在沉沦与突现之间”“为生存而并不只得到生存，不仅为生存又得到悲辛”、“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黑暗像光明一样辉煌，死亡和分娩都是生长”……都是这样的句式。

    是的，两重性是事物的精髓，是深层地了解事物的必由之路，也是生活给人们、给作家上的课。

    废墟、荒原、沙砾和屈辱的正面，有开拓、奋进、荣耀、尊严和有声有色，有金子。不仅仅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样的金子；更有人心的善良、美好和富有，这是金不换的金子。杨牧在写作中很注意，也很珍视这一方面。

    杨牧散文体的《西域流浪记》中，有不少这样的金色篇章。如他做测量工时，第一次走遍全场（他存身的148团，又名莫索湾二场）他的新鲜体验；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大小三十多个连队，所到之处，我皆震慑！这绝非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只是一方栖身的僻壤。林带如织，渠垄有序，每片房屋都分布井然，一块条田竟可大到近千亩。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机械如林，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农场。而每一个连队，又都是一个“联邦国”，各“省”都有代表加入。问其来由大都有不光彩的经历。但是他们谈起农场，都有“创业主”那种骄傲，即使刚被集中到“新生队”的人们，也像是仅仅受了一点冷遇的主妇，对农场的草场如数家珍。“四清”把他们“清”出去了，他们也仅是叹口气而很快又像拣了个什么便宜似的：“好多啦！好多啦！要是在口里（内地）还不知是咋样呢。”当他们知道我也是自流而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甚至显得亲近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像老妇怀念风流韶华：“那时候……讲什么阶级！嘴上讲讲，只要干出高工效了，犯人都坐光荣席！”还讲王震广庭训话，“同志们”———看下面的不能叫“同志———”“他妈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就看你，搞不搞社会，主义，建设！你干好了，可以，摘帽可以，提干，可以……参军！”———“骂也痛快，干也痛快。”那真是黄金岁月哟！

    所爱，永远不会变老。爱，永远不会长大

    杨牧是个至情的人，从《西域流浪记》所写亲情、友情、师生之情即可看出。这样的人间至情是永远不会老的，永远是童年童心般的纯洁，是撼天动地的，我这样看。限于篇幅，我仅引录他去看他的养母和与养母再别离的两段文字，供大家欣赏、感动：“……我就睡在妈妈的床上。妈妈睡那头，我和小女儿睡在脚头。同一条被子，我总触到妈妈的脚，到了半夜还是冰冷。这是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路总是一颠颠的。夜更深了，妈妈已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想这间屋子，想我当初就坐在那扇方格窗前，一坐就半夜，总是听到妈妈咳嗽。她有时半夜起来抽烟，也决不叫我，她总认为她的儿子在看书，是一种有‘出息’的表现。每月只打半斤‘洋油’，她从不心痛，甚至还叫我把灯拨大点，别像她那样弄成瞎子。妈妈确实眼睛不好。她说我走后，她吃蕹菜常吃到里边的猪儿虫。她看重文化，在这个家庭作为一个阻碍历史进程的阶级被摧毁之后，她仍旧让子女们读书，种蛾眉豆卖，背白泥巴（一种乡下人洗衣用的带碱的泥土）卖，即使半年不吃盐巴用咸菜水代替，也一定要交上学费。我是从婴儿时候就在她手里的，自然应该属于她的‘财产’，1964年我提出要走，她非但没阻拦，还说：‘娃儿，人不出门身不贵呀，火不烧山地不肥呀，你走吧！’倒是我犹豫，我说我走了你就是个孤人了，她说没关系，反正她老了。我走后的十年，她就在这间小屋，为队上做点零星活儿，靠我的姐姐转弯抹角寄点钱，聊以度日。”再看他和养母的再离别：“临别的这天，妈妈半夜就起床煮饭，就像我当初在家时，要出早工或上山挑炭，她总是早早地煮饭一样。她一声不响，但我听得到她在抽泣。吃饭的桌上，她却显得若无其事，只是嘱我好好工作，别想她，带好孩子。天亮了，我到院里一家家告别，然后穿过院侧的竹林，从井旁上路。妈妈送到井旁一棵李子树下，泪才簌簌落下来，哽咽道：‘幺儿，你再好好看妈妈一眼，下回你就看不到了……’我也知道她说的是真话，那一副弱躯，无论如何也熬不到我下次回来。我直直地看了她一阵，那脸色，那银发，那一双翳雾很浓的眼睛，我已经分不出她是我妈还是我的乳娘张映珍。我怕我泪会掉下来，叫了最后一声‘妈妈’！就大步大步走去。走过田坎，走向正沟，走到对面的大路上，回过头，妈妈还站在井旁边的李子树下，不知是她还想要看我（其实她根本看不见了），还是站着让我看……”

    ……我的石窟中全是碎雕，出于一万个人之手

    我很珍视骨针的缝媾

    杨牧是讲自己精神世界的构成吧，那是出自上万人精神、物质方面，对他的输送，缝媾，结合，凝聚，于是他“石窟”的“石雕”焕然一新。

    我想说的是，杨牧作为一个破落的世家子弟（说白一点，读书人家的子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逢我国社会急骤变革，他这个“敌对阶级”的后代，无端受了惩罚，最后竟在老家待不住了，只好出走做“盲流”，到西域去寻找自己的一片生机。

    许久以来，已经没有了贵族，但官宦人家（当然是读书人家）是有的，中国的泛读书人家，既包括官宦人家，也包含破落的官宦人家，还有一部分贫寒人家虽在艰难中仍有读书子弟。所以读书人并非全是富家子弟。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前进中，杨牧这个读了一点书的旧世家子弟流入大西北的盲流群中，并且融合进去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这对本应该继续上学并深造的杨牧不能不说是个损失；而当了“盲流”后在农场就业的上十年，又正遇中国发生了“左”的大转弯，发动“文化大革命”，杨牧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底层人群的一分子，他们既承担繁重的，报酬极少的以体力活为主的营生，又还背负沉重的另类“边缘人”的沉重包袱，自己身经、也目击了这一大群体的苦难，这看起来很倒霉。在生命遭受威胁的严重时刻，他甚至不得不携未婚妻一度逃亡南疆躲避。这种处境还不是坏到极点吗？然而回过头来看，这番长期自己变为农工而又融入农工的经历，却又成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杨牧，平生最为难得、最值得珍惜的机遇，天大的好事，无尽的精神财富。我想杨牧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非人年月，他作为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本色好人，在苦难中，受迫害中却发现了无论是普通农工，还是知识人中却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良心和是非、正义感未泯的好人，愈在底层愈多，他们的心是金子。愈是黑暗的角落，光却在那儿闪耀，它照亮、温暖了受苦人们的心，它是对非人化有效的抗毒剂。杨牧自己经历的，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在任何危难中，有了这些人支撑、保护，杨牧和他的家人就平安，精神得到安慰、物质无虑。他们中许多是平凡的农工，还有些是戴着“帽子”长期被打发到基层的比他年长的人品好又有学识的文化人，他们善待这小老弟如自己手足，是他的良师益友。当然这些底层的人更如杨牧自己所说，是支撑整个大农场生产建设的“底座”，“一座宏伟金字塔的底座”。但杨牧又问：为什么只是底座，被压抑、凌辱、歧视的底座？

    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铸造、凝结了一个新的杨牧，从他们农场诞生出去的诗人、作家杨牧。如果没有农场经历，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杨牧。从“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真正起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牧向读者和中国文学奉献了他最好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诗歌如《我是一个青年》、《边魂》三章，散文纪实作品就是1987年我读到的这部《西域流浪记》（前数年杨牧又对该书增补、修订改书名为《天狼星下》出书，亦收入他新出的两卷书中）。杨牧的边塞诗和散文纪实作品，我认为它们的生命将是长久的，它是历史，中国特殊年代“盲流”们的生命史和创业史，人性战胜非人性史；也是一部用众多血肉生命凝成的、关注人类生存命运的，真实、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

    杨牧写《西域流浪记》的经历，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作家托斯妥也夫斯基。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贵族，却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也关心俄国的改革。他参加贵族革命家的活动，被沙皇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去西伯利亚劳动营服苦役，他成为准犯人与那些政治犯、刑事犯为伍，经受苦难。出狱后以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纪实体小说《死屋手记》，一部以人性的关怀写出各式各样犯人及其处境，揭露沙皇监狱中黑幕和黑暗统治的不朽传世之作，也是独一无二之作。托氏如果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一处境，世界也就不可能出现这一作品。

    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

    诗的原段七句是这样的：“北斗星已完全横在我的北方。听那些芦管吹奏苍凉。有一个笛眼被我按着不出声；我在这个管道里逡巡。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直烧到没有火烧的时候，直醉到没有醉意的时候。”

    杨牧讲得很形象，很准确，这就是好的创作出世的情景。它们是溢出来的一坛烈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巴金的传世名作小说《家》是这样写出来的。有人还有另一个比喻，说巴金的作品是水壶倒水涌流而下，不可遏制。也是讲的同样道理。我读杨牧的纪实作品《西域流浪记》感觉它也是溢出来，涌流出来的。没有西域流浪生活这个大水库的储存积蓄，怎么会有笔下涌流、溢出？凡是这样的作品都是行文自然流畅，不着雕饰，水到渠成，尽得风流。当然也经过了作者积淀、沉思、提炼，所写都是沉淀最久，挥之不去，印象最深的东西，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这样的作品不论篇幅大小，都是上品，而读者读了也是过目难忘。

    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这也是杨牧讲自己的创作。请读他的原诗：“又一次抚摸自己的耳朵，抚摸我身体最远的轮廓。这也是我最偏远的疆域。无须记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边地。它最先受冻也最先发热。如果有人在窃窃私语。桃形的浆果在为它吟唱，为它输注殷酽的汁浆。世界很大，比世界大的当然是天空，有鸟飞过，鸣声也总是被冥蒙收容。守一块云母也就足够。如独足之虫。维吉尔！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否极泰来。因“祸”得福。被某些人视为虫螅的杨牧，而今自然是孵出了龙种。

    基因是地质年代的居民，因为地质年代而永存

    遗传基因是科学，不是神话或迷信。

    有成分，但不为成分论也是科学。

    阶级出身不可以选择，但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也是客观存在的。

    杨牧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地主。对于出身地主阶级家庭的小孩子歧视，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不是科学，更不是马列主义。

    但杨牧作为一个世代读书人家的子弟，他也有“诗书继世长”人家的遗传基因，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曾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度，孔夫子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要受教育，这样才知书识礼，做个讲文明，有道德的人。所以中国过去盛行读书求学的风气，杨牧身上也沾了一点这样的风气，他曾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虽然时间短暂），并以其先祖杨慎作为自己崇敬的人（他的两代先祖都是正直为官。杨慎遭皇帝放逐），这没有什么坏处，知道要讲良心，要正直、诚实做人嘛。出身不好没有关系，读了书，参加社会实践，有了觉悟，照样可以成为革命家。马列创始人都是出身非无产阶级的有产阶级家庭，当然他们都是读书人，从读书接受人类文化成果，结合社会实践创造了马列主义。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最先觉悟的相当一部分是世家子弟。因为他们读书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爱国而不仅是爱自己的小家，他们接受了儒家“毁家纡难”的思想。牺牲小家，报效国家。

    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杨牧所在的良种队，是出身不好，却温文尔雅，埋头做事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技术人员好，还是粗暴整人、折磨人，出身成分好，无文化教养，没道德的鲁排长、丁同志之类好？

    我奉昆仑为我的故乡，毋须索隐天地玄黄

    昆仑、天山，都是我们的故乡。汉唐先烈经营早！整个的中国西部是多么可爱啊！没有去过昆仑、天山———新疆的人，读杨牧的两卷书，还有其他作家、诗人写新疆———昆仑、天山的书，一定也会爱上那广袤的疆土，可爱的各族人民。中国抗战时期，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作词，李维宁作曲写过一首歌《玉门出塞》，当年在抗日的大后方非常流行。我童年听哥哥、姐姐唱，也就学会了。现将歌词写下，应该说也是一首赞颂新疆的好诗：

    左公柳，拂玉门晓

    塞上春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畴

    大漠飞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

    过瓜田碧玉丛丛

    望马群白浪涛涛想乘槎张骞

    定远班超

    汉唐先烈经营早

    当年是匈奴右臂

    将来更是欧亚通道

    经营趁早，经营趁早

    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碧眼儿指外国侵略者）

    谨将此歌献给杨牧和对祖国西域感兴趣的读者。

    2004年6月25日写完于湘江之畔 （载《传记文学》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