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内外城格局出自严嵩之手 皇帝怎么种地？

-皇帝耕地，还要事先演练

祭祀先农和亲耕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周朝，但不是每年举行。明清两代，祭祀先农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典礼。每年仲春亥日，皇帝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并亲耕。

皇帝耕田可不是像普通农民一样耕地，而是执行严格的制度。明制是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4趟；清制改为往返犁地3趟，然后，从西阶登观耕台，观耕终了，由东阶退下。这么繁琐的礼仪，这早已不是耕地了，更像是表演。

既然亲耕是表演，皇帝是演员，自然要进行演练。据记载，为了保障亲耕典礼的顺利进行，清代皇帝在耕耤之前，要进行演耕。圆明园里的山高水长，中南海的丰泽园，是两处重要的演耕场所。

据说，光绪皇帝对亲耕十分重视，他平时身处深宫，不事农桑，因此在亲耕之前他总会到中南海的丰泽园内，演习耕地。他在十七、十八、十九岁时，连续三年，在亲耕之前，先到丰泽园练习，然后才去先农坛亲耕。隔了几年之后，估计光绪皇帝把耕地的手艺也忘得差不多了，他在二十三岁和二十五岁时，亲耕之前，又在丰泽园练习了两次。

-嘉庆皇帝亲耕时，碰上了不听话的耕牛发“牛脾气”，引发了对官员的问责

光绪皇帝对待亲耕十分重视，可是他的曾祖父嘉庆皇帝却在这件事上大意了。据记载，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一，嘉庆皇帝来到先农坛亲耕。估计嘉庆皇帝没有事先演练，他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哪会耕地呀。这次碰巧顺天府所备耕牛不驯服，耕牛可不管驾牛的是不是“天子”，不听皇帝的话，发起了牛脾气，死活不肯耕地。没办法只好更换耕牛，可是换回来的耕牛仍不驯服。嘉庆皇帝无法驾驭，御前侍卫十余人上前帮忙，勉强耕了三个来回。

嘉庆帝虽然勉强完成礼仪，但很生气。他登上观耕台，命睿亲王、克勤郡王、庆郡王等人，各耕五个来回；然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的官员各耕九个来回。结果，这三王九卿所用的耕牛，也是都不驯服。嘉庆皇帝的耕牛不驯服，有御前侍卫帮忙，可是这些王爷大臣的耕牛不驯服，就没人帮忙了。

他们不会耕地，无法驾驭耕牛，甚至还出现了耕牛四处奔逃的事情。一场亲耕礼，成了一出闹剧。嘉庆皇帝在观耕台上，这个气呀。

当天嘉庆皇帝向内阁发了上谕：“耕耤为劭农大典，顺天府供备牛只，平时不勤加演习，玩忽从事。著将专司供办之大兴县知县沈守恒、宛平县知县张洽俱先行革去顶戴，交部严加议处；顺天府府尹费锡章系专辖之员，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有此次一切例赏，概行停给。”嘉庆皇帝亲耕没表演好，他不说是自己没加以演练，反将责任推给了顺天府。

-民国天桥刑场就在先农坛坛墙外

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的地方，这样神圣的地方到了民国时期，坛墙外成了杀人的刑场。北京的刑场地址曾几经变迁，明代刑场在西四，现在西四丁字街就是刑场所在地。明代著名的杨椒山、袁崇焕皆在西四被害。清代刑场移到了菜市口，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菜市口就义的。民国以后，刑场又迁移了。民国的刑场被称为天桥刑场，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却鲜有人知。笔者查找多方资料，找到天桥刑场的大致位置在先农坛东街、光明里一带。

先农坛东街位于先农坛街东侧，永定门内大街西侧，东起永定门内大街，南达先农坛前街，西止先农坛街，走向不规则，呈“丫”形。这里在明清时期，是先农坛外的空地；民国时，天桥刑场就建在此地。解放后，刑场迁往他处，此地被改为商品交易市场，当时称为人民市场。1956年后，市场消失建立民居，形成街巷。

天桥刑场在民国时期，成为镇压进步力量的地方。著名报人——《京报》创始人邵飘萍，因反对奉系军阀，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结果被害于天桥刑场。同样是著名报人林白水，在邵飘萍被害不久，被军阀张宗昌于天桥刑场处决。

解放后，天桥刑场还短暂的存在过一段时间。解放初期著名的“炮打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在天桥刑场伏法的。

-永定门内街巷福禄寿全

在北京的街巷里，我一直认为永定门内的福长街、禄长街、寿长街是最为贵气的名字，您想福禄寿都占全了。

永定门内先农坛一带，在明清时期，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民国时期，少了皇帝祭祀先农的活动，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少了人气，更加荒凉。1925年，官方出卖先农坛外坛。1929年，拆除坛墙后，出现大片空地，逐渐形成街巷。于是就按照我国传统的吉祥字序“福”、“禄”、“寿”三字划定了街巷名称。

-先农坛体育场——北京最早的体育场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北京兴建了许多场馆。如果将北京地区的体育场寻根溯源的话，北京最早的体育场就是先农坛体育场。

1934年底，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闭幕，大会决议下届华北运动会将在北平市举行。这下可难住了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袁良，因为当时北平还没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

一年之内修建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对于北平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北平。在这种情况下，袁良哪有心思修建体育场呀，但又无法推诿，只好建议把一年一届的华北运动会规程，修改为三年一届，十九届大会延至1937年在北平举行。

袁良亲偕主管教育的社会局局长乐永年、体育督学李洲，去先农坛东部坛区进行勘察，并当即决定在该处修建北平市公共体育场。此后，由于局势的动荡和人事的变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于1938年才修建完成。体育场修建后不久，就迎来了轰动京津的广州足球队与意大利水兵足球队的义赛。

1949年7月1日，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出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农坛体育场1955、1958年曾两次扩建，整修旧看台，设置草坪足球场，安置运动照明灯塔等。

1957年，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一次田径比赛中，飞身跃过了1.77米，打破了当时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先农坛体育场见证了这个辉煌的时刻。1900年，北京承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当时的足球比赛就是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让北京球迷爱恨交加的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就设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国足球最火的那几年，先农坛体育场也成为当时人气最旺的热门地方。

尹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