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唐达成

早在1957年，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就在《文艺报》上读到一篇唐挚(唐达成笔名)的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周扬当时不只是文艺界炙手可热的领导人，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而唐挚这位出道不久的青年评论家，竟敢以平等的姿态向权威挑战，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份勇气和胆识，很令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子为之感佩。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唐挚和另一位青年评论家唐因，双双被打成右派，罪名是“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等等。从此，这两人就在文艺界消失了。这件事，史称“《文艺报》二唐案”。

说来也是一种缘分，1982年，我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编辑理论班进修。班主任杨觉为每个学员聘请了一位指导老师，而我的老师正是这位唐达成。指导老师的任务，一是帮助学员自学，二是帮助学员完成毕业论文。那时唐达成已在山西基层劳动近20年，落实政策后调回《文艺报》任副主编，不久，又升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文艺工作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复苏期，肩负这样的重任，他自然是一位大忙人，也可说是大红人。我不敢贸然主动找他，记得在一年半学习期间，也只谈了三四次，而且还都在办公室，常为来访者或电话所打断。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一是南人北相，他是湖南长沙人，却长得高高大大，红脸膛，浓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这大概和他长期在北方工作和劳动有关。二是他满身的书卷气，三句话不离本行，开口就是谈文学、谈读书的方法和乐趣。他给我开过一个书目，外国文艺理论有丹纳的《艺术哲学》，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他强调自学要有目标，读书要有选择。书海无涯，人生有限，与其泛泛地浏览，不如细读精读几本经典之作。他认为国外的文艺理论，从观念到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他还是主张读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典范的美学论著，不必趋时追潮，重要的是要中西兼融，将前人的知识化为自己思想的血肉。再就是读书要养成习惯，成为毕生乐此不疲的嗜好，管他喧嚣闹市、穷壤陋室、顺境逆境，只要有好书相伴，就会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和升华，就是有福之人。这些话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我这个老学生未能做到，至今也还是“好读书不求甚解”。

我的毕业论文是写王蒙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创作，题目是《创造性追求的一个侧影》。我对王蒙在新疆的这段生活是熟悉的，唐老师也认为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合适的。初稿写成后交给唐老师审阅，大约是1983年6月，他来电话约我到他家里谈谈。一进他的书房，只见满壁皆书，桌上地上也是书，真可谓坐拥书城。他开门见山，对我的论文泛泛肯定了几句，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你这篇文章只是用王蒙的作品来印证王蒙的观点，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也缺乏独到的角度和个性色彩。这样的文章是一般评论者都能写的，而不像你这个和王蒙相交20年的老朋友写的。”我当时听得面红耳赤，表示还要好好修改。他接着说：“我说的不是具体的修改意见，而是你今后评论写作面对的问题。评论也和创作一样是精神创造，是和作家的平等对话，不是解释作品，更不是跟着作家观点走。你这篇文章，论述是清晰的，语言是准确的，就是缺乏自己的东西。”说实话，我当时虽点头称是，但内心却不是滋味：花了几个月工夫，只印证了作家的观点，失落了自己的东西。后来，我不断反思，也确感自己有自卑心理，面对王蒙的汪洋恣肆、才气纵横、博大精深，觉得这位老朋友我已须要仰视了。这种心态，使我不敢大胆思考，只怕说错了，只能复述王蒙自己的作品和观点，文字也就拘谨呆板，四平八稳了。这就是所谓“评论主体性”的失落。唐老师的意见切中肯綮，他那种直言无忌、耿介坦诚的文人性格，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1984年，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唐达成被选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从此，我们见面机会更少了，有时会上见了他，他在台上，我在台下，点头问好而已。80年代是文坛多事之秋，政治风浪、派系斗争不断，他这位典型的书生，靠他那种冰雪肝胆，能应付自如吗？能不焦头烂额吗？果然，有种种传闻，说唐达成挨批评了，坐冷板凳了。到90年代初，年届六旬的他也就抽身离休了。

这期间，我只是春节发个贺卡问安外，别无联系。倒是1988年，他来了一封信，说他夫人要陪一位美国朋友到新疆旅游，在乌鲁木齐期间，要我帮助安排一下，一切费用由她们自理。信是用毛笔写的，娴熟而娟秀的行书，语气则完全是向朋友托付私事。我知道他这种公私分明的作风，也就照办，要了一次车，由我老伴陪她们游了天池，就直送机场了。

到1998年，我也退休了。去京时，我曾到安定门外中国作协宿舍看望他。这次见面是亲切的，也是轻松的，我们之间既不必拘师生之礼，也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退下来的两位老人的神聊海侃。年届七旬的他，仍然是书生本色，谈到吏治腐败、社会不公，他还是那样慷慨陈词、忧国忧民，说到当今文事，他也有褒有贬，毫不讳饰。特别说到文革这样关系国家民族命运，也震动世界的大事，至今没有一部相应的宏文巨著，他颇感遗憾。我提到王蒙写文革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他说：“文革”中王蒙毕竟偏居一隅，只能从侧面写一类知识分子的心态，而不可能是一部文革的“史诗”。还说到王蒙迄今最有分量也最凝重、沉郁的长篇力作还是《活动变人形》，那是一部真正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心灵痛苦的不朽之作，甚至为这部长篇未能得“茅盾文学奖”而遗憾。

我们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精神很好，毫无倦色。说到他的日常功课，就是读书写作和研习书法，啸傲在书林墨海之中。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满壁悬挂的书法作品，可谓刚柔相济，笔力内蕴，苍劲中透着妩媚，自成一家，绝非一般炫才或卖钱的时尚书法家可比。我早听说达成的父亲唐醉石先生是一位名重一时的金石书法家，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他见我称赞他的书法，主动提出为我书写一幅，当即研墨展纸，笔走龙蛇，以横幅格式，写了苏轼的《定风波》一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笀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用东坡坦荡达观的襟怀自励也复励人。

但想不到这次拜访竟成了永诀。次年10月，达成师过早地“归去”了，悲痛之余，我只能在心中默祷：我的老师和朋友，安息吧，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再展未尽的抱负和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