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烧饼

那一年，我十二岁。与所有同龄孩子一样，单调和贫瘠的日子使我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哪怕是一点点在现在孩子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欣喜若狂，能看上一场电影便在其中。

要来放电影的消息是在三天前，连长是通过架在礼堂前旗杆上的大喇叭告诉大家的，从那时起，我们就被一种叫做亢奋的情绪牵引着，无法平静。随着时间的临近，我们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无法按捺的心跳，像在一层层剥去被包裹的礼物那般，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细想起来，我的记忆都始终无法摆脱那个黄昏，当时的夕阳肯定像一个没有煮熟的蛋黄，摆放在不至于让我们够得着的地方。之所以把太阳比作蛋黄，是当时我们对食品的全部理解。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比鸡蛋更好吃的了———贫乏的物质生活无法养活我们更多的奢望。而我每天下午放学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必须烙两张大烧饼———这是我们家当天的晚饭。

三块被摆成“品”字形的烂砖头将一口平锅支起。要在平时，我会十分惬意地去干好这件事的。坐在绿阴下，任被炊烟熏起的鸟鸣不绝于耳。我和姐姐从田地里背回的麦秸秆小山一样堆在身后——这种物质在当时是极普通的燃料，因为不用花钱而被广泛使用。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烤熟第一个烧饼之后，可以容许自己以尝尝味道的借口先吃一部分饼子。那个时代，对粮食的渴望已使其他的兴趣在我们的眼里不值一提。尽管饼子是用粗粮和细粮混合而成，却也足以构成我对它最真诚的垂涎。

而此时，这项工作却成了一个负担，想去看电影的欲望已超过了饼子的芳香。可我面对的困难是需要用相当的时间才能烤熟的两张烧饼。我已经看见邻居的孩子开始搬着凳子走向连部的礼堂，去抢占最好的位置了。望着一盆刚揉好的面，悲痛欲绝。为了能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任务，我索性将两个饼子的面全部倒进一个锅里———反正粮食的总量是不会减少的。

夕阳落下之后，暮色就像一条鞭子在抽打我的耐心，锅底的火燃烧得像我的心情，表层的面还没有熟意，底下的那面就已冒出糊味了。更要命的是由于面太多，受热膨胀，已漫过锅沿，将锅盖高高顶起，就像大脑袋上戴的一顶不相匹配的小帽。我费尽周折，终于将饼子翻过身来，找一把小刀将被烤糊的部分小心翼翼刮去———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将饼子烤糊，再用一个脸盆扣在锅上，这顶大帽足以罩住所有的部分。

我直起身，朝屋后望了望，仍不见在田地里劳作的父母和姐姐归来的身影。我在用最后的坚定极力地对抗着铺天盖地的叛逃。直到现在我都知道自己成不了英雄，因为我最终还是逃跑了。当电影开始的声音通过喇叭传过来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再也抵御不住了，往炉膛里加了一把硬柴———能燃烧久一些的棉花秆———就冲向礼堂。父母一回来，就可以吃饭了。我自信地认为。

电影的内容早已遗忘了，但我确信一定十分精彩。因为我站在两块砖头上，还没有觉出腿酸，演出就已经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伙伴们评论得兴高采烈，根本不会想到后面会发生那么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来。

推开家门，就看见了父亲那张暴怒的面孔和母亲满脸的泪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没等我开口，早已准备好的木棒暴风雨般倾泻下来，母亲的瘦小无法阻挡父亲磅礴的怒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歇斯底里。在一番声嘶力竭之后，我抹去滂沱的泪水，质问父亲我挨打的原因。我的左耳被老鹰叼小鸡般揪起，牵引到小屋的后墙。按照父亲的命令，我艰难地爬上屋顶。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焦黑的圆物，像一只锈坏的木桶底儿，如果不是双手抓起它仔细端详的话，绝不会认出这是一张被烧糊的烧饼的。看到它，我才觉得自己饥肠辘辘起来，我知道干了一天活的父母和姐姐也一定同我一样饥饿。想到这，看电影的兴奋和挨打的疼痛都已淡在身后了，我不知道家人将如何面对这顿晚餐。在屋顶上，我手捧着黑饼，泪如雨下。我知道这张烧饼在当时条件下的重要分量，但除了痛苦和内疚之外，我一无所为。

我走到厨房炉台边，看见了家里唯一的白色面盆早已被熏得焦黄。我走出小屋，独自坐在菜园的田埂上，我无法原谅自己。后来，我是被母亲从菜园子里拽回来的，尽管闯了弥天大祸，饭还是要吃的。只需几下，我就把留给我的那碗比平时要粘稠许多的玉米面糊糊灌入腹中。在没有饼子的统领下，这些原来只起辅导作用的粮食，占了统治地位之后，很快就填充满我所有的肠胃，却又像失去统帅的散兵那般不堪一击，不到两个时辰，饱满的感觉便溃不成军了，饥饿像土匪一样嚣张地卷土重来。我自然是只有忍耐，可五岁的小妹却大哭起来，她在用这唯一的本能与饥饿抗争。即使到现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可常常在我的梦中，仍能清晰地听见小妹那真切的哭声。

从那以后，直到我上学离开连队，再也没有烤糊过一张烧饼。甚至，连烤焦一点的情况也不曾发生。但是，那只被烧成焦炭的烧饼，却使我的心像受过伤的真皮一样，即使愈合了，仍留下深深的疤痕。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那个夜晚之后，我的童年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