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老铁”

铁依甫江和巴金在亲切交谈陈柏中供图

“老铁”是汉族朋友对维吾尔族大诗人铁依甫江的昵称。他是维吾尔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也是我国多民族诗坛的一位重要代表。对他的创作道路、文学成就、诗歌艺术是应该写一部大书的。这里说的只是老铁给我个人留下的一点印象。

1979年，老铁50岁时写了一首回顾自己坎坷人生的诗《过去与未来》，其中有这样四句：“发狂的左撇子画匠，随心所欲地给我画像／怎能设想我会是他们涂抹的那副模样／为人民高歌被视为罪恶，棍子何其蛮横／要说有错，那就是面对强暴我太拘谨善良。”

1958年，我到新疆文联工作时，老铁正是被左撇子画匠涂抹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他已是名声赫赫的诗人了，出版的诗集《东方之歌》、《和平之歌》、《唱不完的歌》早已蜚声中外，《天亮了》、《觉醒吧，农民们》等诗被谱成歌曲在天山南北传唱。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总是一个检讨不完的“老运动员”。那时他的职务是新疆文联党组副书记、新疆作协秘书长。但我却一直见不到这位顶头上司，只听说他犯了地方民族主义错误，正受审查，后被下放到吐鲁番劳动了。到1961年，阶级斗争的弦稍有松动，老铁调回来成了专业作家。他一度被堵塞的诗情再次喷发，写出了《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一位老战士的嘱咐》（又译《忠告》），《柔巴依》八首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好诗。这时我才在编辑部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他中等身材，黝黑脸庞，浓眉大眼，棱角分明，很有几分英武之气，但目光却是柔和的，还带点自嘲般的笑意，他的外貌给我这个南方人相当难忘的印象。

但令我奇怪的是，写出了“到异国即使黄袍加身，我也觉得通体不适，局促拘谨／在祖国即使衣衫褴褛，我也感到熨帖自在，欢畅舒心”这样诗句的人，不正是忠诚而坚定的爱国者吗？怎么又成了“嫌疑分子”了呢？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头。1964年冬，原乌鲁木齐人民剧场召开文艺整风动员大会，第一个挨批的又是这位诗人。主要罪状是他一首未发表的诗：《“基本”的控诉》。这首诗把“基本”这个词拟人化，讽刺那些欺上瞒下、大搞浮夸风的人是“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用麦秸冒充小麦的骗子”。这还得了？这不是攻击三面红旗吗？不是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吗？更有甚者，有人抓住老铁爱情诗《水渠情笺》中“情人啊，愿你插翅向田野飞来”这样的句子说是“向往苏修，里通外国”。这下老铁可惨了，被赶到奇台农村劳动改造。不久，“文革”爆发，他又被揪回来，挨批，蹲牛棚。

记得1968年8月的一天，红卫兵拥到乌市民主路78号文联大院批斗“文艺黑帮”。刘萧无、王玉胡、王谷林、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挂着牌子站在门口台阶上接受批斗。红卫兵喝令他们自报家门。轮到老铁，他抬起头来，高声道：“我，铁依甫江，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地方民族主义的黑崽子，周扬文艺黑线的小卒子！”腔调似吟似唱，有板有眼。只见人群中一阵骚动，有人忍俊不禁，紧张压抑的气氛为之一松。后来听克里木·霍加说，八一钢铁厂工人批斗他们，动了拳脚，被打得够呛。回来时他俩互相搀扶着，老铁说：“我们是上甘岭受伤的英雄，擦干血迹，再上战场！”诗人的这种黑色幽默，很大程度上成了消解苦难的良药。

后来我们都进了乌拉泊 “五七”干校。先是打土坯，盖房子。打土坯是最累的活，老铁有一身好力气，5公斤一块的土坯，老铁曾创下一天打600多块的纪录。老铁和王蒙、克里木·霍加也常在一起劳动，他们三人都智慧而幽默，有很好的口才，逮住机会就用汉语夹着维语说起笑话、俏皮话来，彼此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反话正说，心领神会。王蒙后来写的《买买提处长轶事》等幽默小说，就有这两位诗人的影子。

正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在共患难的日子里，老铁和不少汉族朋友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刘萧无最早赏识老铁的才华，并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王谷林和王蒙是他可以推心置腹的诤友。翻译家郝关中、王一之是他终生的亲密合作者。他和老舍、巴金、艾青、李季等大文豪也有亦师亦友的情谊。正像他在《信念》一诗里写的：“……我俩的出生地遥隔万里／我俩的脉搏却在一起跳荡／好像人体内相连的左右心房。”这是他的切身感受，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由于年龄、身份以至性格的差异，我和老铁的直接交往并不多。但仅有的几次接触也令我终生难忘。1987年，有人抓住《中国西部文学》发表的几篇作品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说什么 《中国西部文学》是 “民族歧视”、“西化自由化”的产物，一时大有“文革”重来之势。大概是10月间的一天，老铁亲自来到编辑部，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汉文诗选 《无惑集》，并问我：“乌力玛（他总这样称呼我），日子过得怎么样？”我说：“遇到大麻烦了！”他简单问了问情况，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只要不违背二为方向，什么创作主张，什么艺术流派，都可以尝试，可以讨论嘛！维吾尔族有句谚语：狗在叫，驼队照样前进。你们不要怕，好好干吧！”短短几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更因为他在新疆各族作家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他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那种对文学进行政治审判的做法早已不得人心，也绝对成不了气候。

不久，病中的老铁托好友郝关中给刊物送来一张照片和一首诗：照片是他和巴金老人亲切交谈的特写镜头；题诗是《笔和拐杖——访巴金老人》，全诗如下：

走动时手中不离拐杖，静坐时手中仍不离笔。别看这笔杆比拐杖要短，它比拐杖有更长的情意。拐杖的印迹会迅速泯灭，笔迹却永远不会消失。

照片和诗发在 《中国西部文学》1988年11月号封二上。它是老铁和巴金老人友谊的见证，也是老铁默默支持《中国西部文学》的见证。

如今，老铁离开我们20多个年头了。回首往事，我有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清明感和踏实感。说到底，拿什么来评价一个作家呢？当然是他的作品，他的行状，而不是扭曲的“画像”，更不是强加的“政治帽子”。以此观之，尽管老铁一生也会有错误，有局限，但最终无愧为一个“诚实而勇敢”的大好人，一个毕生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