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日子里

三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4个半月里，我自问最多的话就是：什么是文学？

每天，我都要无数次经过鲁迅文学院大楼的门厅，那里，鲁迅先生的雕塑头像设在教学大楼厅堂正面，厅壁两旁嵌置着巴金、丁铃、老舍等文学大师的头像浮雕。鲁迅先生的铜像长年伫立着，我便无数次地向先生行以庄重的注目礼。

那次，我靠在先生的肩膀上留影，先生微仰的头颅上方坚毅的目光始终如斯，那会儿，我就在想，靠着先生的肩膀，我是否会变得更有力量？可我依然无法张嘴谈论文学，在离文学如此近的地方，我却无法用从生活中萃取的语言说清楚我内心的文学。

1972年出生河北的青年作家李浩是《长城》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在班上写小说的青年作家中被称作是“学院派”。对文学一直怀着敬畏之心。那文学的顶峰在他看来，是遥不可及的。2007年，他凭《将军的部队》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5月中旬，班上组织了一次文学论坛，每位参加的作家都要谈谈自己写作的原动力以及创作控制力的问题。他说：“如今，我们的文学进入了‘盒饭时代’，浅阅读的时代，不求甚解的时代。尤其在这样一个纷杂浮躁的时期，读者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早已磨灭，作家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也在日渐消退，做一个坚守者难免凄凉，我一直承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样的论调大约每个时代都有吧。

“作家分两种类型，畅销作家和长销作家，金庸、池莉、琼瑶这样的优秀作家一定不能少，但长销书，经年累月，可以读了再读的书更不能少，我现在只是个跋涉的作家，两种类型都还谈不上。但我深信文字是可以沉淀生活和灵魂的，这种清洁和净化是不可以消失的。

“我从事写作，起意是为了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我不能让自己去搞那些消费文学，用浅俗的东西去取悦市场，因为这些浅俗的东西不过是另一种公共现实，在此发出的声音其实也是一种公共话语。我认为，作家应该保持独立的思维和个性的话语，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亮出个人对这个世界独特的体验。一个写作者，经常与这个时代达成共识是没有出息的。”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商业化不见得会真的伤害一个作家。狄更斯当年写小说为了赚钱，可以同时写三四部作品给不同的报纸连载。现在他的东西，不是照样成了经典？有时候，是读者造就作家的。

轮到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面放置在侧面的镜子，它映照我的生活，只是左右时常相反。我一直生活在新疆，但我难以制造普遍经验之外的异域背景和怪幻故事。我只能着力去探摸人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而人的内心是个辽阔而诡幻的世界，存在着广大的未知领域，值得我去探索。我想，这也是我所擅长的。”

这届青年作家班中的52位学员大多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只有我、来自山西的玄武、江西的李晓君以及来自湖北的王芸。所幸的是我们4个人都在同一个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各自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他们谦和，内敛，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文学气息让我感到安全，我们很自然地成了朋友。

短短4个多月，全国各地的名刊纷纷来鲁迅文学院探访、约稿：云南的《大家》，贵州的《山花》，上海的《小说界》、《收获》，沈阳的《作家》，天津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的刊物最多：《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在这一点上，似乎占尽天时地利。

不过，在鲁迅文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交流后，许多青年作家都发现了这么一个现实：在某个程度上说，当代中国文学其实是几个评论家的文学，当代文学史是由几个取得话语霸权的评论家来确定的，于是写作者们忙着向这些评论家的口味靠拢，向一些杂志的趣味靠拢。这是让人担忧和沮丧的。

四

2008年的北京生活，从初春开始一直持续到炎夏，初来时院里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树，现在已是茂密葱茏。

鲁迅文学院的大门外一直在修路。从早到晚充斥着建筑机械的轰鸣声。很多次，我和几位好友在首都人艺看完话剧后，在深夜的十里堡路上行走，理发师傅和修鞋匠早已收摊，杂货店和串烧店——那些在白天敞开的门和窗，这会儿，都关闭了。还有几家小食店在尘土弥漫着的路边亮着灯火。

就在这一间间简陋的小食店里，脸膛黑红的劳动者的夜餐进行得如火如荼，我甚至听到伴以粗重呼吸的咀嚼声，听到食物给生存着的人们带来的欢笑声。就在这条充满了丰沛的烟火气息，嘈杂却温暖的大路边，一扇大铁门把十里堡路上的喧嚣阻挡在院子之外，那扇大铁门边，挂的是“鲁迅文学院”的牌子。我抬脚踏进了这所院子，但是，我和他们呼吸的亦是同一片天空下充满尘土的空气。并且，每天清晨，我和他们被同一台“闹钟”叫醒，那是十里堡路上一条我从未见过的狗，它总是在阳光初升的时候亮起它的嗓子，把院子里的我和院子外的劳动者唤醒。

就如我在这4个半月里无数次穿越十里堡路，最终进入鲁迅文学院一样，我在一扇又一扇窗口边经过，我在一种又一种生活中走过，无论那些窗口里的生活当属高雅抑或凡俗、时尚抑或守旧，它们都会在某一位写作者的笔下，成为一种叫做文学的东西。变成文学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