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的地方(21)

巴依扎克的思绪又回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反右斗争和反右倾运动中。那时许多光明磊落直言不讳的人，都挨了批斗，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也因一句话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下放劳动。现在文化大革命，还是继续以前的运动，劳改农场经常组织犯人学习，他知道像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被打倒了，这县上的书记、县长都靠边站了，都进了牛棚，自己还能怎么样呢？他失眠了，想了一夜。他回想当年几个月的“干训队”生活。他发现摆在学员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违心地交待问题，落个“态度好”，早日解放；要么实事求是地不承认错误，落个“顽固不化”，带着花岗岩脑袋进监狱。他第一次昧着良心说了假话，结果得到了“认罪态度一般较好”的结论，令他下放劳动。于是他吸取上次“经验”，第二次又昧着良心把原先别人上纲上线批判他的不实之词全部承认下来。

场长接过巴依扎克的交代材料一审阅，就在处理意见栏里写着：“巴依扎克罪行不轻，念他认罪态度较好，能认真劳动改造，建议判处劳动教养。”材料报上去后，根本未经复查就批复下来。场长宣布巴依扎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十月劳教六个月。这样把他从劳改队迁到劳教队，还是没有离开劳改农场。一份简单的批复就把一个无辜的人变成了罪犯。被无辜关押了十年的巴依扎克，脸上已经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迟滞的一双眼睛里饱含着苦闷、烦恼、厌恶和忧伤。

巴依扎克先是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他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后来从公安部门传来他是“劳教犯”，这个消息立即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县委决定把他全家五口人的户口迁回原籍农村，停发巴依扎克的工资。大女儿被学校开除团籍，二女儿被学校开除学籍，阿万也因此不能上学，公民的起码权利被剥夺了。过去阿万一家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今后就得自找出路，阿万的母亲只好带着他们姐弟们回到老家拉斯台牧场。一九七一年年底，巴依扎克虽然劳动教养期满，但因没有地方接收他，只好暂时留在劳改农场。阿万母子生活十分艰难，两个姐姐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都先后早婚出嫁，亲戚朋友也和他们疏远了，只有阿万和他的母亲艰难地生活。

林牧想着自己当初与巴依扎克同时被抓，如今这个难友还在遭难，留下妻儿实在可怜，就资助阿万上学。他每月工资四十四元四角八分，既要帮助家里的弟弟妹妹上学，还要节省十元给阿万交学费和伙食费。所以他不抽烟，不喝酒，清茶淡饭，有时一块包谷馕一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林牧把阿万一直供到初中毕业，一九七九年巴依扎克终于获得平反昭雪，恢复了在县上的工作，一家人总算脱离了苦海。全家决定返回县城，临走时，巴依扎克一家对林牧十分感谢。为了让儿子能跟着林牧，巴依扎克就让阿万上了伊犁畜牧学校，毕业后回到林牧身旁，林牧又手把手教他，现在是兽医站的业务骨干。

“阿斯萨拉姆来坤！”阿万用哈萨克常礼与多山拜和黄立民问安，一一握手。

“瓦哈力坤阿斯萨拉姆！”多山拜还了礼，黄立民没来得及说话，只是点了下头。

“你就是跟柯兰古丽到我们这里来实习的大学生吧？”阿万听说了，但也是第一次见到黄立民。多山拜忙向黄立民介绍阿万，又向阿万介绍了黄立民。

给站长办公室打扫完卫生的清洁工加娜尔进来说：“林站长叫你们啦！”说完，打扫起多山拜的办公室来。

多山拜说：“我们到站长办公室去吧！”他们出门向隔壁站长办公室走去。

雪莲也在他爸爸的办公室，见他们进来，高兴地与多山拜和阿万握手。大家寒暄了一阵，分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林牧关心地问黄立民：“怎么样，小黄，这里的生活能习惯吗？”

“习惯，这里的空气好，老乡们太热情了！”黄立民很有感慨地说。

“那你们就开始实习工作吧！”林牧说，“我们这里比较边远，比不得惠宁市和乌鲁木齐，生活上会有许多不方便。有什么困难，我们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你可要及时提出来啊！”

“多谢林叔叔，我们年轻人嘛，就是下来锻炼的。”黄立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