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的地方(21)

后来开了煤矿，就用黄土烧制红砖盖房，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兵团的烧砖技术很快传到地方，公社、牧场也建起了砖厂。兽医站随着牧业的发展，工作量增大，这几年也盖起了十多间红砖油毛毡顶的办公用房，真是旧貌换新颜。因为木屋有地板，隔潮，所以在林牧结婚时木拉提把它腾出来给他们做了新房，一住就是这二十多年。

黄立民来到兽医站，看到副站长多山拜办公室的门开着，多山拜正在整理办公室，黄立民就走了进去。

“啊，欢迎小黄同志！”多山拜站起来表示欢迎。

“你是前辈，是我的老师，请你多多关照！”黄立民握着多山拜的手说。

多山拜四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圆圆的脸盘，有一对深陷的褐色的大眼睛和一头褐色的卷发，有点欧洲人的血统。他是林牧特别器重的徒弟，他的兽医技术是林牧手把手教出来的，也是林牧最得力的助手，是林牧提议牧场领导任命的副站长。他听黄立民叫他老师，便谦虚地说：“哪里呀，你们是科班出身，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多了！”

“你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呀，实践出真知嘛！”黄立民正说着，兽医阿万进来了。阿万今年二十七岁，个儿不高，身体微胖，屁股很大，走起路来象鸭子一摇一摆。他是伊犁畜牧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已工作五年了。

阿万是巴依扎克的小儿子，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的父亲自被红卫兵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才一岁，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见到父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红卫兵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到后来抓当权派、走资派时，就“抓大放小”了。巴依扎克被陪斗过几次以后，红卫兵就把他放了。他回家找不着车，正扛着行李步行往家里走时，路上遇着一辆敞蓬汽车，那车上两个警察押着两个带手铐的犯人。汽车陷在泥坑里起不来，两个警察下来推车，他也赶紧放下行李帮忙。一会儿车起来了，他对警察说想搭个便车，警察点了点头，他把行李往车上一撂，跟着上了车。汽车的颠簸奔驰，使他慢慢入睡。等汽车停下来把他惊醒时，已是午夜十分。汽车到了一个所在，警察和犯人跳下了车。他也翻身下车，知道汽车没有到那拉提，只好等明天再说，便扛起行李准备去找住宿的地方。猛然，身后一声大喝：“站住！”一个警察拿枪逼住他：“你到哪里去？”

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找住的地方去。”

那警察厉声吼道：“不行！”

他感到莫明其妙，本来不太熟练的汉语一急就结结巴巴，只好用哈语解释。

那警察根本听不懂，“你叽哩哇啦个啥？”说完当胸给了他一拳，并大声命令他：“跟着往里走。”

他见让他跟着犯人走，就想找原来押车的两个警察证明自己不是犯人，可那两个警察早已经走了，他没有办法说得清楚。这意想不到的难题摆在了巴依扎克面前，跟着走吧，等于承认自己是犯人；不跟着走吧，又说不清，这深更半夜，再找不着能听懂他的话的人。警察的枪威逼着他，他木然地转过身，步履沉重地跟在两个犯人后面，就这样进了劳改农场。从此，他莫明地成了囚犯，过着不明不白的囚徒生活。

“他是什么犯人？”一天，场长视察犯人时问看守人员。

“大概是政治犯。”看守人员回答。

“他的案卷材料找来我看看。”

“没有。”

“又是一个没有‘户口’的犯人，我们这儿已经押了好几个了。”场长不满地说。

“那就先关着呗。”看守人员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句。

巴依扎克虽然身陷囹圄，但心地塌实，以为只要把误会说清楚，就会把他放出去的。他无数次地上书申诉，等待有人来澄清事实。平时塌实劳动，干起活来，就像拼命。他沉默寡言，从来没有跟人讲过话，即便是同一个牢房的犯人也没有搭过腔，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文化大革命使人们都陷入一场纷争，每个人都在逃避是非，没有人敢理睬他的解释和不断的申诉。直到一九七0年年底，公安处一位副处长到农场检查工作，听取了场长关于“无档案囚犯”的汇报，他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表示回去后处理。事隔不久，他果然来了一封信，说“未找到任何有关此人的材料，也没有人知道此事，因此，请你们找他谈话，上报处理材料。”根据这位副处长的指示，场长立即找巴依扎克谈话，责成他迅速写一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