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夏冠洲的文字之交,可以追溯到1963年。那时我所在的《新疆文学》曾对吴凯的小诗《秋雨》展开争鸣。还是新疆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冠洲来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评论编辑的我就把他的观点摘引在一篇综述文章里了。这件事我早已淡忘,后经冠洲提及,才依稀记得。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向刊物投稿,对他走上美丽而艰辛的文学之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时至1973年,冠洲已在最僻远的和田地区做基层文化工作,我则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复刊的《新疆文艺》。他以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上北京的事迹为题材,写出了长诗《最幸福的时刻》和组诗《万方乐奏有于阗》等,寄给编辑部。那是大树特树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年代,这类高亢的颂歌十分投合刊物的需要,因而以头题发表了。从此,我记住了和田有个诗人夏冠洲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初,冠洲调到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他一边讲授当代文学课程,一边源源不断地写出一批诗歌、评论、小说、散文,成为新疆文学的重点作者。再加上我们都是从事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的,共同的专业使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还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1992年,我俩一起编选了《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该书获得了自治区文艺类图书奖。2001年开始,我和雷茂奎、丁子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先生参与了由新疆师范大学牵头、由冠洲具体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尽管这件事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时有意见分歧,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总的来说我们都能以工作为重,彼此以诚相待,取长补短,因而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填补中华民族文学史某种空缺的重大课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级的学术鉴定,同时也加深了个人的友谊。这中间,冠洲付出的心血和精力是最多的,承受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作为课题主持人,他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有了这种长期的交往,我以为对冠洲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勤奋自励、认真执著的治学态度,他的兴趣广泛,诗、书、画皆通的多才多艺,也包括他既率直、天真又敏感、脆弱的书生性格,他追求潇洒的诗意人生又常常被世俗功利、人际关系所困扰的矛盾心态,我都有过近距离的体察。因而,当他把自选的散文集《初夏的博格达雪峰》拿来要我写序时,作为年长于他的朋友,我就难于推托。
但是,当我读完这个集子的主要篇章时,我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其实是比较肤浅和片面的。他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要坎坷、复杂得多;特别是他和新疆这块土地的血脉联系要广泛、深沉得多。这大概就是他能写出那么多见情见性的散文的主要原因或内驱力。
可以说,这本书是冠洲献给第二故乡新疆大地母亲的,也是他用一生感悟和这块土地的精神对话。(当然,冠洲对自己第一故乡也是很依恋的,与本书同时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丹江记忆》,就表达了他这种挚爱深情。)《初夏的博格达雪峰》分为“诗意人生”、“家住乌鲁木齐”、“天山南北”、“人物写真”四部分。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从时间的纬度上回顾他在新疆求学、成长、立业、圆梦的生命轨迹;那么,第二、三部分则从空间地域上展开了他对新疆山川风物、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挚爱;而最后部分则写他和几个人物(有名人更有普通人的相遇相交,折射出新疆当代史尤其是文化史的几帧影像。冠洲不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更不是以观光者、考察者的姿态来写新疆的,而是怀着感激以至感恩的心理,写他如何融入新疆、扎根新疆、最终成为地道的“新疆土著”的精神历程。的确,新疆庇护、养育了他,也锤炼、锻造了他,给了他以知识、才情和事业,圆了他文学的梦……所以他说,“新疆比故乡更值得依恋”。而冠洲也的确没有辜负这块土地的恩惠,他时时用一颗感恩的心,一种关切的目光,在阅读新疆这本大书;他要比常人读得深读得细,不仅读出了新疆辽阔的美丽,也读出了新疆宽厚、博大的胸怀,多样而繁复的文化魅力。一个知识者几乎用一辈子的经历抒写对这块土地的认知、感悟和理解,这就使这本书有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一种厚重的人生感悟和历史感。
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怀旧的基调。从某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就是怀旧,就是把魂牵梦绕的深层记忆转化为美的文字。人在记忆之海中打捞的总是美好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淘洗、感情的发酵,往日的艰辛和苦涩、成功和失败,一并化为了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冠洲有很好的记忆力和联想力,常常能以今日的眼光把当年最难忘的人和事、情和境重现在读者面前。集子中最打动人心的篇章,正是他对洒下过血汗和泪水的土地的怀念和追忆。像《和田八记》、《吐鲁番散记》中的《夏夜的桑树林》、《伊犁诗话》中的《英堂木的杏花》、《巴彦岱的青杨》诸篇,写的是他在艰难困苦岁月中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从不同民族普通人身上汲取的精神营养,使他深深体会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与深厚大地母亲最亲近的人,往往是人性没被异化的品格高尚的人”。这些文字读来有一种清明踏实的人生感悟,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欣慰相交织的人生况味。
的确,冠洲写得好的散文是富有情趣的。写出真情不易,而写出趣味更难。冠洲善于抓住那些最动情的事物,最难忘的瞬间,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把自己一点发现,一颗真心交给读者,努力做到“于平常处见真情,于细微处显精神”。这或许是他不少散文读来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主要原因。如《和田八记》、《七星棒》、《想念榆叶梅》所写的普通人苦中有乐的生活情趣;《消逝的画幅》、《初夏的博格达雪峰》在诗情画意的点染中渗透进的哲思和理趣;《也是生命的历程》所写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天籁之趣;《王蒙的故事》、《看守包尔汉小记》写出荒诞境遇中的人生智慧、幽默机趣;而《库尔班老人的浪漫主义》,则从维吾尔人的文化心理角度重新透视和理解“库尔班性格”,具有深长的历史意味和文化韵味。凡此种种,既和冠洲的“以平常心,写身边事,说实话,抒真情,不做作”的散文观有关,也得益于他的兴趣广泛,触类旁通,能将诗的联想,画的色彩,知识和学养融进散文写作的缘故。
风格即人。冠洲散文多是性情中文字,似朋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不事雕琢,朴实流畅,真率自然。但事情往往是得失相伴,他的散文也有铺陈过甚,随意挥洒,缺乏感情节制和精巧构思的一面,有的还失之于冗繁、重复以致浮浅。这只是我的吹毛求疵而已。如今,冠洲已从繁重的教学岗位上退休,有更多的时间、更澄明的心境潜心写作。我有理由期待,目前创造力还很旺盛的他,会写出更有深意、更为精美的文字。
夏冠洲简介:
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书画家。河南省淅川县老城人,生于洛阳。早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现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曾任该校学报社科版主编、西部文学研究所所长。1963年开始发表文艺习作,迄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约350万余字,发表(参展)绘画书法作品100余件,获奖3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