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玛托夫的白云

    吉尔吉斯文豪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去世的消息，我是迟了近一周才在中文网络上看到的。那时有些纸媒的介绍文章已经出来，我发现有些文字段落竟是直接取自二十多年前他小说中译本的“出版说明”（彼时苏联还在，中苏关系也还相对处于敏感状态），不禁生出一点唏嘘。

    是啊，要真回到二十年前，那个年代的媒体记者，是绝对不会“勇敢”到去把书上的话充数用到报道中去的；再有那时有关艾特玛托夫的动态，在中文媒体上是要比现在更显赫的，其地位大约会接近今天的帕慕克和十年前的米兰﹒昆德拉。在得到艾氏去世消息的当天，我在每天必去的“葵—文学﹒文化论坛”转贴消息时交待过这么一句：艾是“我早年的文学偶像之一”。

    然而，今天的人们有多少人了解艾特玛托夫，又有多少人了解《白轮船》以外他的小说？所以说，时间真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即便再不朽的艺术家，也照样要辗转在它的掌股之间。

    我把书柜里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找出来（这是我作为书虫多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每有与某个作者有关的大事发生，我总会把该人的作品找出来，重新摩挲、翻读）。

    作为最后一位在前苏联时代成就自己“完成式”的文豪，1990年以后的艾特玛托夫，已很少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汉语里。再也没有译者和出版社来主动为我们奉献他后期的力作《雪地圣母》和《卡桑德拉印记》，我们只能从国际资讯中知道他做了大使，从“苏联文豪”变换国籍，成为“吉尔吉斯文豪”，仅此而已。

    “如果苏联晚些年解体，也许艾特玛托夫早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可能是一些稍微内行点的人对作家艾特玛托夫国际声望沉浮的一个评价。

    当然，相应地，这种假设也带来了另外一种误解———“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文学后期的代言人”。从纯粹的、对人灵魂的提升作用来说，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当然可以代言前苏联后期文学。可问题是，他的文字只能代言那个时期苏联文学中高级的部分，而尽可能地略去了一些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字方面的杂质。从这个角度讲：时时不忘紧跟社会变迁主潮的叶甫图申柯和邦达列夫，才是苏联后期文学的合格代表。当然，能成为苏维埃文学序列的宠儿，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以及对社会相对温和的批判气质，可能帮了艾氏不少忙。但，温和的批判也是批判，它首先是作家依据性情对风格的选择，决不等同于逢迎和驯服。

    艾氏晚期的小说增容了宗教和传说因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方面，俄语文学有着悠久的东正教来源；另一方面，1991年以后社会的剧变、作家国籍的转变……都难免会对艾特玛托夫原来的信仰和秩序感，产生剧烈的冲击。与此同时，他对人类道义现状与历史的关注仍在继续；他的社会身份也在进一步上升，而伴随这种上升的还有他对人类文明视野的拓展，几方面复杂的因素叠加起来，自然也就会使他的小说更具某种文化感，思辨色彩也更浓。

    作为读者，我们无法妄言艾特玛托夫的这种选择对错，但至少在阅读上讲，“令人不快”的色彩显然是增加了。而这跟在全球渐渐铺展开来的电脑时代、多媒体时代、娱乐时代，市场对文学作品中简单、易懂、宣泄、嘲解等品质的强调，又显得是多么的南辕北辙！不过，在王蒙都知道向媒体表扬一下郭敬明、陈丹青都忙着代表电视台向韩寒示好的年代，老艾特玛托夫这位文明和道义的思考者，被媒体称作“文学神父”，又算什么意外呢。

    但我不太认为艾氏作品中某些迷人的品质和执著，会伴随着大师去世就这么轻易地消散无迹。云彩只是飘走了而已。或许过不了多久，它又会幻化成另外一副面孔（好的艺术总是这样，不停地涌现它的“转世灵童”），重新飘回到文学的天空。而且说不定———还会更加素朴，剔掉贪大的高蹈……

作者：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