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桩机和城市诗之间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我是从媒体上知道中坤集团、知道黄怒波的，知道他在整合南疆的旅游，也知道组织了一些问题活动，知道他还是个高产的诗人。看过《都市流浪集》，就了解了他的心灵状况。

    黄先生是个矛盾的人，复杂的人，悖论的人。好像有两个黄怒波在作战，一个是物质的建设者。作为成功的大企业家，他运作了一系列堪称大手笔的房地产项目，是城市物质文明强有力的推动者、参与者；另一个是文化、诗歌的建设者。他在繁荣的企业工作中，又笔耕不辍，一本一本地出诗集，用诗句塞满所有的闲暇，用诗情来按摩疲惫的心灵和神经。更重要的是，在这本诗集中，黄先生展开了对城市横行的物质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最猛烈的批评，在“天使”和“魔鬼”之间，黄先生成了“浮士德博士”，相互质疑、诘问、斗争。

    这看上去很矛盾，其实很正常。这种处境也是“当下”的处境——人，越是在物质主义的泥潭沉陷日久而不能自拔，就越是回溯、挽留、开放出人性、文明、温情的花朵。我想，诗人黄怒波关于城市病的诗学批判，一定使城市建设者的黄怒波更加注意在自己从事的建设项目中多一些人性的考虑和关怀，多一些精神的抚慰，多一些文脉的保护和挽留。

    物质与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人，正如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成熟的经济形态与经济思维，一定是包含大量的文化关照；成熟的企业和它的产品，一定要符合人性的尺度、美的尺度、精神的尺度。马克思主义“人类按美的法则来生产”，就是这个意思。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也是回归到对人的关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目标都是人，目标比速度更重要，只有速度、只强调速度，人就消失了。黄先生开发的几个项目，特别是人类文化遗产——宏村的建设项目，就是成功的范例。他在北京的几个房地产项目我不尽了解，但我想，有了诗人黄怒波的诗学思考，这些项目也应该像海德格尔所言，是“诗意的栖居”吧。

    我想，在黄怒波身上，体现的是物质的诗、精神的诗、行动的诗。这是他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地方，因为他用物质来完成想象，用想象来支撑物质。在他的经济活动中，有着文化的旋律、诗的旋律、人性的旋律。中国正需要这样的企业家，诗坛也需要这样的诗人。

    西部大开发，不光是经济的大开发，也是文化的大开发。黄怒波先生在新疆的项目中，有许多是文化项目，去年他组织了中亚国际诗会，今年还准备搞一系列的文体活动。他的爱来自于这片土地的瑰丽山川，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和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他的关注是多方面的。没有想象的翅膀，没有文化的翅膀，经济很难飞起来。经济的厚重加上文化的灵动，眼光就打开了、思路就活了，个性与生命力就出来了。在“打桩机”和“汉诗”之间的黄怒波，是个“两手抓”的人，是个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人。他现在办了一个叫《帕米尔》的人文地理杂志，还想搞一系列诗歌活动，还想推出文化演出项目，还有大量的体育赛事。他的“新疆的发现”，不光是看到了利润，还看到了心灵，使沉闷的物质有了诗性活跃的因素，使想象和诗性有了物质的外衣。这很好。一座城市就像一个活着的、生长着的有机体，有它的来路、记忆的历史，有它生命的印痕、时间的流转和人心的温暖，有它的童年、青年和壮年。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充满记忆和眷顾的环境，还将生长我们的希冀和梦想。这就要求城市的规划者、建设者十分小心，像医生做手术那样保持它的健康和生机，而不是像屠夫那样置其生命于不顾，开膛破肚，一片狼藉。我想，诗人黄怒波已经在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尺度，也会在其经济活动中像个文明的郎中，多用中医的手法。

    新疆的文化多姿多彩，新疆的文化为祖国、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少了新疆这一块丰富多彩的元素，还是一个大国的文化吗？还像一个大国的文化吗？新疆的文化意义很重要，它使我们的国度更加深广辽远、美不可言，它使我们的文化更加斑斓多姿、神奇莫测。

    黄先生的许多项目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推动的是经济、文化的双重繁荣。我为他的经济活动给出一个词，叫“魅力经济”，没有魅力经济是乏味、丑陋的，而没有经济的魅力是穷苦、贫瘠的。希望在“打桩机”和“汉诗”之间，在“物质主义的锋刃和人性的温情”之间，有一个和谐的黄怒波，有一个相互挽留、相互促进的黄怒波。

作者：韩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