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月又缺

    ‘我回去后会想导航站的。真舍不得这个家啊！’说完马长贵哭了，孩子似地，鼻涕一把泪一把。”

    “高华瑜的性格是干什么工作都要争第一。站里在下第一场雪之前组织打过冬的毛毛柴，一打就是两个星期，高华瑜由于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疼痛难忍，指甲凹陷，向外翻起，打柴时常常弄得鲜血直流，但他用胶布一缠继续干，硬是夺了个第一。”

    ‘“一次，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访问西欧的专机要从这里通过，当时他正犯胃病，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接到任务后，他把军用水壶灌上开水当热水袋捆在腹部，连续坚守岗位二十四小时，圆满完成了任务。当这位领导人从飞机上向导航站官兵发来嘉勉电时，欢呼雀跃的人群中却没有高华瑜的身影。他已经无力地躺在了站里卫生所的病床上。”

    嫁给帕米尔高原的军人，一年只能享受丈夫的一次探亲，而不能像大多数军人妻子那样每年还可以到部队去探一次亲。所以，我们每年一次的相见就特别珍贵。可四十多天假他从没住满过，有次只住了十五天。

    那是1984年春节的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边熬年边商量着过完年要办的两件大事。公公对华瑜说：“你回来一次不容易，过了初五就先把这七间房子翻修一下，过了十五再给你妹妹把婚事办了。”他答应得挺痛快。正说着，大队会计送来了部队发来的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要华瑜提前归队。当时离归队时间还有一个多月。大哥说：“提前归队也没说提前多少天，提前一个月是提前，提前一天也是提前。你提前十天回去就行了。”华瑜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熬完年，我和华瑜回到了自己的房子。

    回来后华瑜显得很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说：“和平年代部队又不打仗，有啥急的。过完年再说吧！”他却认真地说：“和平年代部队虽不打仗，但同样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服从命令呀!”我劝他多住几天，过了初五再走。他说：“不行，明天就动身。”我生气地说：“大过年的，就知道走、走、走。你走了扔下我们娘俩怎么办？要走过了初一再走!”我硬了，他倒软了。他嘿嘿一笑说：“听你的，听你的。”看我阴转晴了，他又使出一招，“象云，冬天天短，白天也就是十个小时，现在十点，我们把晚上当白天过，明天八点我走，你再睡觉行不？”看着他执意的样子，我没办法默许了。那晚，我俩相依着一直到东方破晓。

    天还灰蒙蒙的，我就提着给他准备的行李和他一起来到了公婆家。走到房门口，他推门的手几次伸出去又缩了回来。他说：“真没有勇气跟大(爸)、妈告别。”我说我去说，他拦住我说：“这样大、妈会伤心的。”“对了，大年初一都要给父辈磕年头。我进去磕个头，他们就知道我没走，明天你再替我给大、妈作个解释。”我同意了。我在门外听到了他进去后与父母的对话：

    “大、妈，我给你们磕年头了。”公公打开窗户说：“今儿咋起得这么早，天还没亮嘛。”

    “没瞌睡。”

    “那你磕吧。”

    磕完头，华瑜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大、妈，我走了啊!”

    不明真情的公婆答得很干脆：“走吧，走吧!”

    我听了一阵心酸，差点哭出声来。

    要说，我比红其拉甫其他的军人妻子还强点，我还有过一次到部队探亲的经历，尽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天。

    那是1985年7月。学校放暑假前，我突然接到他要我速到乌鲁木齐驻疆空军机关探亲的电报。我还以为他调到大机关了呢?当时好高兴，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启程了。我在山里长大，从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就三天三夜，脚，腿都肿得老粗。火车到乌鲁木齐车站停下了，我瞅遍了接站的人，就是没见他的影子。我提着大包小包、抱着孩子出了站，在站前广场站了一天也没等到他。说好的日子，他怎么没来呢?我好纳闷儿、好着急。

    天黑了，我打听着挤上公共汽车，到空军招待所住下了。登记的时候，服务员看了我的名字，惊奇地问：“你就是艾象云大姐?你爱人来过好几次电话了。他现在南疆部队作报告，过几天就回来。”这时候我才知道，华瑜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边陲优秀儿女”，获得了金质奖章。说真的，听了这个消息，比见到他还高兴呢。

    第二天，机关的首长都知道我来了，问寒问暖，很是热情。宣传处的一个干事还常给我送报纸、电影票。头几天，闲着没事儿，我把每张报纸都从头看到尾，从尾读到头。尤其那份登载华瑜被评为“边陲优秀儿女”消息的《新疆日报》，不知看了多少遍，至今我还能背下来：1974年入伍的高华瑜，在山上一呆就是十年，创造了高原工作最高纪录。……他当观测组长，观测组由后进变先进，并荣立了三等功；他任气象台长，气象台的优胜红旗增加了许多；他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连续两年被上级评为先进；他任副教导员，被驻疆空军评为朱伯儒式的好干部，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1984年10月1日，他作为驻疆空军唯一代表参加了国庆35周年观礼。官兵们说：“高华瑜是帕米尔高原的一颗星。”

    一周后的那个午夜，他打来长途电话说再过两天就回乌鲁木齐了。我耐心地等待着。一个两天过去了，两个两天过去了，我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急如焚地熬着。此时此刻，我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眼看20天的假期快到了，他还没有音讯。我急了，向那位于事借了一架高倍望远镜，背上我的儿子，爬上了招待所门前的妖魔山青年峰顶。我要看看帕米尔高原。我明明知道，我的眼睛是够不着几千公里之外那高大神奇的帕米尔高原的，但那里有我的思念和爱恋，也有我的祝福和希望，我和儿子的存在，似乎都是为了那个我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光顾的地方的。我没有理由不关注它、不向往它。站在山顶，我朝着南疆方向望啊、望啊，望到日头缓缓落山，望到月亮冉冉升起，望到山野一片死寂，可除了闪现在眼前高高的山峰和皑皑的白雪，其他什么也没看到。当我懊丧地回到招待所时，那位干事关切地问我：“看到了吗?”我强装高兴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似乎这样说，我心里才好受些、平衡些。

    他终于在我无望的边缘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在一‘起甜甜蜜蜜地呆了整整三天。金子般珍贵的三天。

    1989年春，高华瑜被提升为场站政治处副主任，从海拔4100米的高原上下来了。随后，我也被部队批准随军了。接到他的来信，我兴奋得一连几天睡不好觉，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他的身边。可我不忍心抛下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老母亲倒比我还急切，不住地“打发”我快走。就这样，我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带着孩子，在中秋节前来到了新疆和田。我们一家人团聚了。长长的思念，切切的企盼，深深的感情，终于圆了我们家的明月。

    可没想到，在我连脚跟都没站稳的第十天，上级要他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说实话，当时我不愿让他去，他也不想去，但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想不想的事。我咬咬牙说：“你走吧。”他头也没回就走了。一去就是半年。

    华瑜回部队后走上了政治处主任的位置，工作很忙，忙得白天不着家，夜半才归巢；忙得连到卫生队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忙得连团圆饭都顾不上吃。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我随军四年，在部队过了三个春节，我们竟没有吃过一次团圆饭。

    最难忘的是随军后的第一个春节。节前，我们俩分了工，他负责办年货，我负责收拾房子。结果都到大年三十了，年货他一点还没办。我急了，拉着儿子就往街上跑。到了街上已经是车马人稀了，只买了一些别人挑剩下的莱，连大肉都没买上。回到家，我气乎乎地拿起电话，挨个儿连队找他。最后电话打到气象台，台长说高主任正在检查工作，问我有啥事儿？我说：“明天过年了，我们家连肉都没有，你问老高怎么办？”台长反应挺快，脱口就安慰我：“嫂子，你别着急。我们昨天杀了头大肥猪，人少吃不了，给你割五公斤，马上让司机送去。”不大一会儿，司机把肉送来了，随手递给我一张折叠着的纸条，上面写着：

    象云：气象台帮我们解决了五公斤肉，破天荒让司机“送货上门”。我身上没带钱，你把钱让司机带来。我晚上九点回去吃年饭。

    华瑜即日。

    晚上，我做好了莱，包好了饺子，等他回来团圆。一直等到十一点多钟，他才从分散点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吃过了，叫我们不要等他了。我说：“这是过年，家家户户都在团圆，你不吃了，一家人在一起坐坐也好啊!”他接着说：“这里有个干部，下午收到家里来信，得知妻子住院了，心里头牵挂，多喝了几杯闷酒，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我得陪陪他。”听了这话，我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泪就唰唰出来了。倒不是因为华瑜不回来团圆伤心，而是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前些年我经历过的情形：一个重病的年轻女人，躺在病床上，身边趴着一个大哭小叫的不懂事的孩子。我明白了，此刻华瑜他应该留在那位干部的身边，留在单身汉军官们的身边。

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