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月又缺

    她流着眼泪，一直哭着给官兵讲述了她和丈夫高华瑜相识后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将军哽咽了，战士掉泪了，军人妻子和女兵们则呜呜哭出了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拿起颤抖的笔，把她的录音和我曾三次采访的高华瑜的事迹及《新疆日报》驻部队记者刘发忠、《空军报》记者李守民提供的材料记录整理在一起，并奉献给幸福生活着的朋友们。我相信，它一定能深深打动您的心。

    ——作者手记

    我叫艾象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我从小就羡慕军人，但嫁给军人，还是个边防军人，我压根儿没想过。

    1979年冬，经人介绍，24岁的我壮着胆子向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气象导航站——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气象台长高华瑜发出了求爱信。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在我都觉得没啥希望的时候，收到了他因大雪封山走了将近半年的同意建立恋爱关系的回信。他的信写得很长，大篇的文字是介绍导航站情况的。

    他说：“红其拉甫大坂海拔4100多米，古人叫它‘头痛山’，氧气只有海平面的60％，生物学家称之为‘生命的禁区’。战士们一上山，头痛得像套上了‘紧箍咒’，有的把背包带扎在头上，有的用毛巾勒着太阳穴。

    这里，因为海拔高，水烧到80 ℃就开锅；因为缺氧，馍馍蒸出来总是粘粘的，面条下出来总是糊糊。

    这里，常年四季风雪不断。前几天，有个战土的帽子被风刮走了，他拔腿顺风追去，人也被风吹跑了。同志们打了发信号弹给他指示归途。那发子弹腾空后就像一块火红的木炭投入水中，一下子就熄灭了。如果不是大家分成组，手挽着手，在雪地里找到了他，那后果……

    这里，一年有二百多天大雪封山，吃水也很困难。蓄水池的水吃光了，我们只好穿着高筒皮靴，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通往冰河的盘山路上，用一二一的跑步方式，踏出一条雪道，然后淌着冰渣，用钢钎撬开两米多深的冰层取水。可是，一桶水挑到山上，上面半桶水又结成了冰。战士们洗脸洗脚都舍不得用挑来的水，而是抓把雪洗脸洗脚……

    这里，常年吃不上新鲜蔬菜。吃的是干菜、罐头。只有等到夏天，才能到400公里外的山下去拉菜，可七倒八转，一筐菜拉到山上往往要烂掉大半筐。记得去年开山，好几个月没吃上新鲜蔬菜的官兵们一个个因缺乏维生素嘴唇溃烂，指甲盖凹陷、脱落，手脚脱皮，皮肤皲裂。站领导心疼得直掉泪，下决心派人下山拉菜。一天、二天、三天，大伙掰着指头熬过了七天，终于把莱车盼回来了。当卸完车，大伙全都傻了。原来一车蔬菜成了一团泥。大家不甘心，在烂莱堆里挑啊，拣啊，好不容易找出来一小把绿菜叶子。炊事员就用这把菜叶子煮了一锅汤。我们喝得好香啊!

    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二十多名干部战士，也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长期在风雪高原谁都想有个家，谁都需要家庭的温馨。我们中的一些人，想家的时候用被子蒙着头偷偷地流泪，也有的毫无顾忌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嚎啕。然而，擦干眼泪，大伙又毫不怠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干好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苦总得有人吃；这活，总得有人干。……导航站虽小，但它的一切都连着我们的共和国。敬爱的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嘉勉过我们呢。……”

    在信的最后，他问我为什么愿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

    我写信回答说：“因为你是军人，是在祖国边陲红其拉甫工作的坚强军人。”

    又一个山花烂漫时节，我们结婚了。我们两家都住在陕南商洛山区，相距六十多里路。那天一早，他用自行车把我驮着、推着到县城，然后再乘公共汽车到了他家。婚礼很简单，我没有要彩礼，他没有办酒席。我们就这样甜甜蜜蜜地生活在一起了。二十天后，他告诉我：“归队的时间到了。”一听说他要走，我这个从不流泪的人竟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闹，要他再住几天。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也需要丈夫的体贴和爱抚啊。他把我搂在怀里，用手绢给我擦干眼泪说：“其实，我也想多住几天，但不走不行啊，因为咱是个军人!”

    他走后不久，我无法形容的妊娠反应开始了。我忍受着甜美的痛苦，写信告诉他：“你快要当爸爸了。”可是我天盼地盼，当把他盼到家时，孩子已经出生二十多天了。

    我工作的学校，坐落在一条偏僻的山沟里。学校有四名教师，下班后各回各的家，我和孩子是唯一的住家户。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孤零零的，要多难有多难，要多苦有多苦。但再苦再难我能挺得住，唯有那孤零零的寂寞难以忍受。放了学，学校空荡荡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到晚上，想他想得厉害了，我就抱着孩子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呆呆地看着月亮、数着星星。

    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初春那个寒冷的夜晚。屋外，狂风在山谷撕扯，不时发出碜人的吼叫，令松林颤栗，大地发怵；屋里，一盆炭火有气无力地烧着。煤油灯下，我抱着因出水痘而发高烧的儿子，眼泪汪汪地盼天亮。

    山村的夜好长啊！天刚麻麻亮，我就抱着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了乡卫生院。晚上，当我又累又乏、又饥又渴回到家时，发现房门被小偷撬开了，屋里吃的、用的全给偷走了，连一粒米都没剩。尤其叫我心疼的是，华瑜给我的定情物——熊猫牌收音机，也给偷走了。要知道，那可是我唯一了解山外世界的窗口啊！我气得嚎啕大哭，儿子也跟着哭，可哭归哭，哭完了仍给他写信说：“母子平安。家中一切都好，望安心工作！”

    1982年冬，我病了，病得挺厉害。正需要他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他是坐了十三天的汽车——火车——汽车才到家的。记得那天他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我披头散发瘫软在床上。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抱住我。我委屈地哇哇哭了起来，还不住用无力的拳头捶打着他。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对他说，有很多牢骚要对他发。可此时此刻，我除了哭还是哭。我觉得，什么言语都似乎是多余的了。我的哭声吵醒了熟睡的儿子。儿子从被窟里坐起来，用拿着干馍的小手揉揉惺忪的眼睛，怯生生地看了看华瑜，又摇着我的手说：“妈妈别哭，妈妈别哭。”看到儿子手里的干馍，华瑜问：“晚上没做饭？”我说三天都没动烟火了。“宁宁呢?”“宁宁饿了啃块干馍，渴了喝口凉水。”他再不问什么了。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我看见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转。唉，也够他苦的了，赶了十几天的路，回到家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就忙活着给我们娘俩做饭。吃完饭，我对他说：“明天一早去给校长请个假，让学校找个代课教师顶一顶，我这病三天两天好不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请假可以，代课教师恐怕一时半时找不来。马上期末考试了，孩子不能耽误啊!我给你代吧！”就这样，他找来我的教课书，趴在床边，一直备课到天亮，用凉水抹了把脸，就给学生上课去了。

    华瑜入伍前，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师，课讲得蛮好。我躺在床上，常能听到学生们热烈的掌声。他还把成绩稍差的同学带到家里补课，那个耐心劲儿叫我这个做女人的都佩服。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学生家长也都打心眼里夸他。镇上的教育专干还对他说：“老高你转业了，就来给我们当校长。”

    山里人实在是穷。许多人家交不起学费。区上教育经费也很困难。那次，我让他去领500元搬迁费，他回来却拿了一张捐款单说：“我把钱捐给区上办教育了。”当时，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我们来说，5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在我们那个地方，凡是为教育捐款50元以上者，都要把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以耀后人。可他却悄悄捐了500元，并无多少人知晓。当我说他尽办傻事时，他嘿嘿一笑说：“我不是为了出名才捐款助教的。”

    学校要放寒假了，他和老师们把教室的门窗关好钉好，把校园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校领导要安排教师假日值班，他知道后说：“值班看门的事我就包了，让大伙安心休假吧！”

    婚后第一个春节，因为他在家，公公、婆婆、叔伯、姑嫂、侄子一大家子人都聚集在我的房子，挺热闹的。吃完年饭，华瑜就不见了，大家等着他甩老K、谝闲传，可死活等不到他的人影，就各自回家了。

    山村的夜静极了。空空的屋子，又只剩下了我和孩子。我坐在火盆边，越想越委屈，眼泪扑漱扑漱直往下流。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他才回来。他一进门，我就劈头盖脑地问：“到哪儿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他嘻皮笑脸回答说：“当时人多，没好意思给你请假，我到后坡上看五保户谢大叔去了。他老人家一个人很孤单。我一去老人很高兴，硬要烫酒给我喝。我和老人家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半夜过去了。”叫他这么一说，怒气冲冲的我立刻烟消云散了。我有些激动地说：“华瑜，你真是个好人啊!”

    其实，不光我说他是好人。我大(爸)我妈，还有乡亲们都说他是好人。有一次，我妈病了，他陪着到县医院去看病。我妈有晕车的毛病，一路颠簸一路吐。车一停，他就连忙用手把我妈吐的东西捧起来扔到窗外，然后，又掏出手绢把我妈的衣服和车擦干净。车上几位老年人羡慕地对我妈说：“老嫂子，你这娃儿真孝顺，好福气呀!”

    他探亲在家时，总是闲不住。不管谁家有困难，他都热情去帮忙。学校附近的老人、妇女到河沟挑水，他若碰上了，总要帮他们从两米深的堤岸下把水提到岸上。老人、小孩扛柴过河不方便，他要看见了，也主动去帮忙。有次下大雨，河水猛涨。他往返七八趟，把打柴的老人、小孩一个个接过岸。第二天，他就高烧不止，躺了七八天。所以，乡亲们背地里谈起来都说：“艾老师的男人是个大好人。”

    部队驻地的维吾尔族老乡也说：“高政委是个大好人。”维吾尔族孤寡老人阿不都拉，身体多病，生活困难。平时一有空，他就到老人家找活干，挑水、劈柴、洗洗涮涮，他还把自己省下来的大米、白面、衣服送给老人。老人有次生病了，他找医找药，在病床前守了一夜，感动得老人直说：“高政委，亚克西(好)!高政委，亚克西!”

    我爱华瑜，也爱他的事业。家里再苦再难我都一个人顶着，从不让他分心。结婚这么多年，我只有一次给他诉过苦，想起来就后悔，就觉得不应该。

    那是1983年3月，我父亲突然得了脑溢血，住进县医院。我公公在地里干活时又摔断了腿骨、扭伤了腰。两个老人，我该照顾谁呢？一着急，我就连夜写信，要他请假回来与我一起照顾。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他说：“我也想守在二老的床头，给他们喂饭喂药，尽尽孝心。但组织上刚把我提为副政治教导员，情况还不熟悉，工作还没展开，实在走不开啊!”我还能埋怨他什么呢？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我是个教师，啥道理都懂，总不能让他丢了国家的大头而顾及自家的小头吧。华瑜也的确有心，年底回来拿了两个先进。那晚，他塞给我一个大红证书说：“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份功归你。”我接过证书仔细一看，上面写着：朱伯儒式的好干部高华瑜。当时我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只觉得想哭，大哭一场。但我克制住了。《十五的月亮》谁都会唱，可真正能理解个中滋味的，只有我们——军人的妻子们。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丝路之魂》那篇通讯中，悟出了他被评为朱伯儒式的干部的真谛。有几段文字是这样说的：

    “马长贵是个活泼聪颖的战士，但他当兵前‘稀拉’惯了，到部队后不太受纪律的约束。在山下工作时令天和领导顶嘴，明天和战士吵架，成了有名的‘刺头兵’。到了山上，仍是老样子，大伙都不愿意接近他。”

    “原副教导员高华瑜抱来了小马的铺盖，让小马和他住在一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感化他。并以兄长的身分讲一些小马听过多次但未能记得住的道理，和善地同他谈心。”

    “为了让大家真正了解小马，高华瑜发挥他的特长，让他负责站里的文化娱乐工作，使他有更多同大伙沟通的机会。小马不负众望，利用业余时间精心教唱歌曲，把文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站里的表扬，取得了大伙的信任。”

    “小马转变了，不久受到了嘉奖，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临退伍前一个晚上，小马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下床摇醒高华瑜，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副教导员，要不是你帮助我，或许我背着一档案袋处分卡回家了，我真不知该怎么报答你呀。’

    ‘不要把账记在我个人头上，你的进步是你自己的努力、大伙儿的帮助的结果，我个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樟楠